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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世界上独占鳌头的壹个人具有双重军籍、党籍的

浏览次数:190 时间:2019-09-19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位外籍将军,他叫洪水,越南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的将军中唯一的一位外籍人,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位双重军籍、双重党籍的“双籍将军”。

丁盛,1913年生,江西于都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被开除党籍),1930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毕业,大专学历,少将军衔。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O师三五八旅政治部助理员、科长,挺进军七团政治委员,晋察冀教导二旅一团政治委员,热辽纵队二十七旅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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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任二十四师师长,四十五军一三五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过副军长、军长,志愿军军长,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丁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一位着名的勇将、战将、闯将、悍将。丁盛17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历过无数次的战斗洗礼,战功累累,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9年9月25日,在广州逝世。

“敌人不是骂我们‘洪水猛兽’吗,我就叫‘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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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原名武元博,1908年10月1日生于越南河内市。1925年,遵胡志明之嘱,他与黄文欢、范文同等30多位越南革命青年来到中国广州仁兴街,成了胡志明“越南政治训练班”第二批学员。结业后,大部分越南青年回到了越南,而洪水和一部分越南青年留在广州,成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在这里,洪水经陈一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6个月后,洪水黄埔军校毕业,成了留校工作人员。

自南京军区成立始,许世友就将其视为自己的“地盘”。廖汉生在回忆录中亦承认,许在文革中整人也不可谓不厉害:“仅以军师职干部为例:被以'5·16分子’名义从领导职位上搞下来的干部就多达32人,其中军职13人,师职19人,被所谓办学习班交代问题的16人,其中初步平反的10人,包括已分配工作的5人,未分配工作的还有赵俊、黄振东等多人;进行'背靠背’审查的10人,其中军职1人,师职9人;还有一些干部有所谓'历史问题’……”。

1927年12月,洪水等30多位越南战友跟随叶剑英指挥的第二方面军第四教导团,参加了广州起义。他们的具体任务是攻打广州最顽固的反动堡垒---广州公安局。他们殊死激战,占领了广州公安局,释放了在押犯,其中有100多名是黄埔军校学生。这些同志获救后激动地高呼:“国际主义万岁!”

丁盛到任后,根据军区干部的反映,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平反工作,这传到了许那里,据说,许十分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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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因为丁盛得罪了叶剑英。

广州起义在强大的敌对力量包围中失败了。洪水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无法在广州立足,便去泰国协助胡志明、黄文欢等人,将在泰国的越侨青年组成“合作会”、“亲爱会”、“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三个支部和一个总支部,领导越侨开荒种植,既维持生计,又为越南革命筹措经费。

叶剑英的秘书张廷栋后来着书说,1969年10月下旬,“叶剑英被迁出北京,抱病辗转于湖南长沙、岳阳、湘谭和广州等地,受尽折磨”。当年底,在湖南安置的叶去广州治牙疾,“到广州后,广州军区的一些领导对叶剑英很冷淡,主要领导人根本不见叶剑英,而让一位副参谋长出来安排叶剑英的住行。他们不让叶剑英住原来住过的房子。……”。

1928年6月,中共两广省委通过“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将洪水密召至香港,从事香港海员工会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

所谓主要领导人,指的是丁盛、刘兴元。其实,以叶当时的情况,让军区副参谋长刘兴隆去安排叶的食住行也算可以了。丁盛不喜迎来送往,不要说叶剑英,即使后来江青到广州,丁盛也不愿出面,只是由军区副司令员吴纯仁负责接待。

香港的工运工作刚刚开展,江西井冈山斗争形势吃紧,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主力不得不跳出包围圈,向广东逼近,并向中共两广省委紧急求援,要求输送一批训练有素的军事干部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洪水便奉命赶到东江地区,成了新成立的红十一军三十四师连政治委员。

笔者不知道有关丁盛得罪叶、许的说法有没有什么依据。不过可以确切知道的是,当丁盛急速从高位往下坠落时,落井下石者有之,而并无任何有份量的人伸之援手。丁盛虽已处处小心行事,但还是始终欠缺高层政治斗争历练,疏于防范(也可以说是防不胜防吧),为徐景贤这样的肖小所诬陷,终酿成后半生的悲剧!高层政治,即便对于一个久经沙场的军人来说,不也是太险恶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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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带领连队在东山一带活动时,看到敌人的传单上常把共产党说成“洪水猛兽”,他很生气。在一次连队军人大会上,他对大家说:“我原名武元博,中国名叫‘鸿秀’。同志们说,这是女人的名字,缺乏战斗性。说得对,改名啦!敌人不是骂我们‘洪水猛兽’吗?我就叫‘洪水’,大家叫我洪水吧!”没想到,另一位同志接着说:“我也改名,叫猛兽!”可惜,猛兽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而洪水却真的像洪水那样在革命的河道里一直奔腾向前。

丁盛晚年,据说经四野出身的总政主任于永波同意,由广州军区收回,按师级干部安置,惟政治待遇没有任何变化(生活待遇倒还算有所改善)。然而,人民没有忘记他。据知情者说,1990年代,丁盛“仍以耄耋之年,时常应邀奔走于京津、赣粤桂琼、滇川渝和鲁豫等省市,他的老部下、老战友,包括不少同他从未谋面均已转业地方的干部战士,听说'丁军长’来了,看望者络绎不绝,迎迓有加,情真意切,显示了他的人格魅力。以在昆明、成都、重庆为例,他的老部下一家一家请他去住,去吃饭,陪他去游玩,简直排不过来。他是从山城重庆调走的,旧地重游,军队和地方,凡是和他认识或有过交往的,还有大量的只闻其名,未谋其面的中青年人们,拜访探视者竟日盈门,令人感怀不已!

洪水以“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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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军队伍里,洪水从广东征战到闽西,他的职务则由连政治委员很快提升为团政委、红三十四师政治部主任。

1932年,洪水调进江西瑞金,在何长工领导的红军学校里担任宣传科长兼政治、文化教员。在这里,他除了干好本职工作,还有一大建树:他和李伯钊以及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等积极努力,创办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剧社---工农剧社。洪水任社长,李伯钊任党支部书记。洪水对剧社工作非常热心,经常教大家唱歌、弹琴、跳舞,还与钱壮飞、李伯钊、崔音波、张爱萍、蒋耀德、铁轮等一起编剧演戏。当时,中央苏区上演过一台有名的戏,叫《上海的火焰》,反映上海军民“一·二八”抗战事迹的。洪水和红军学校卫生所所长蒋耀德演主角,张爱萍是导演。演出十分成功,受到瑞金中央苏区军民的热烈欢迎。这个工农剧社后来发展成苏区的蓝衫剧社。20世纪80年代初,原红军学校校长何长工在他家宅院的葡萄架下接受采访时说:“洪水为红军学校和苏区的文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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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农剧社在中央苏区产生了很大影响,洪水的知名度也随着大为提高。1934年1月,他出席了在红都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时,有人对洪水的代表身份产生了质疑:外国人怎能成为中国的国民代表呢?周恩来想出了绝妙之法,让洪水以“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因此,在代表名单上,洪水的名字后边的括号里写有“京族”二字。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洪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和朝鲜的毕士悌一起,成为中央苏区工农民主政府中仅有的两名外籍委员。

洪水在20世纪30年代,曾三次被开除出党。

第一次被开除出党是在1934年夏。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李德,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肃反扩大化,将洪水打成了“高级特务”,并开除了他的党籍。1935年1月,红军中央纵队党委根据遵义会议的指示精神做出决定:撤销对洪水的处分,恢复了洪水的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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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被开除党籍是在1935年8月。那是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之后,洪水跟随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的左路军北上抗日。当他们行至贾曲河时,张国焘不听朱德、刘伯承的劝阻,借口贾曲河水上涨,无路可行,要率部南下。洪水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反对南下的正确主张,并与张国焘面对面地争论起来。结果,张国焘大发雷霆,一手遮天地将洪水打成了“国际间谍”,再次开除了他的党籍,还要秘密处决他。朱德、刘伯承得知情况后出面阻挠,这才使洪水幸免于难。北上延安后,党中央根据朱德等人的提议,撤销了张国焘强加在洪水身上的罪名,再次恢复了洪水的党籍。

第三次被开除党籍是在1937年。1937年8月,洪水以八路军总部民运部干部的身份,来到五台地区,担任五台县四区动委会主任。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抗日救国。阎锡山的老家就在这个区的河边村。这里的经济命脉大都掌握在阎锡山的父亲和岳丈、内弟及亲信的手中。这些人对抗日救国只是空喊一通,有钱不出钱,有力不出力,有枪不出枪。五台人民非常气愤。在这种情况下,洪水就发动民兵到阎锡山家中“借”了钱、“借”了枪。这就引起了阎锡山和当地封建势力的不满。阎锡山说,八路军抄他家了,没法统一抗战了,要求严加处治。1937年冬,为顾全抗战之大局,洪水被调回部队,担任抗敌报社的领导工作。阎锡山仍不罢休,当地党组织只好开除了他的党籍,并撤了他的抗敌报社社长职务。1938年初,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恢复了他的党籍。

烽火中的患难夫妻

洪水在五台县四区工作时,结识了区动委会女干部陈玉英,两人在交往中渐渐萌生了爱意。有人不解,问陈玉英:“中国人千千万,干嘛找个外国人?”陈玉英回答说:“他帮助我们革命,他领导我们抗日,为啥不能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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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春节,陈玉英的爷爷替陈玉英和洪水办了一桌结婚酒,请来了区动委会几位同志给他们当证婚人。两人就此走进婚姻的殿堂。

婚后,陈玉英接受洪水的建议,更名为陈剑戈。

1941年8月,洪水在抗大二分校当教员,陈剑戈则是抗大二分校女生队指导员。这年的秋季反“扫荡”,洪水带着本校二梯队100多名同志向唐县转移。这时,陈剑戈怀孕已经8个月了,她凭着巨大毅力和队伍一起昼伏夜行。9月4日,这支队伍行至唐县境内的鳌鱼山下,突然与日军遭遇了,地形对我相当不利,再不突围,就有覆没的危险。洪水顾及行动不便的妻子,不忍下达突围的命令。

在此危难之际,陈剑戈向他大声吼叫:“洪水,别犹豫啦,你不能为了我让上百号战友等死呀!突围吧!快下命令吧!”未等洪水发话,她就拉着女医生李宁离开了队伍,向相反方向走去。洪水含着泪水向队伍发出了突围的命令。

一阵枪声之后,山谷中终于平静了。

陈剑戈和李宁医生在树丛里藏了三天三夜,好不容易在一个小山村外遇见了一位好心的军属大嫂。刚在她家喘了口气,日军又进山扫荡了,三个女人又不得不躲进荒山野岭中。那20天里,她们渴了喝泉水,饿了吃野枣,风餐露宿苦不堪言。

10月的一天早晨,暴雨倾泻。陈剑戈在毫无遮挡的野地里万分艰难地生下了一个女婴。实在不能动弹了,她就在泥水中躺了4个小时。对面山上的“消息树”又倒了,日军又进山了,她们三人只好抱着女婴,混在群众中向更远的深山走去。

10月中旬,反“扫荡”结束了。抗大二分校校长孙毅派人找到了陈剑戈。洪水接过妻子递来的骨瘦如柴的女儿,饱含泪水地说:“你是位经暴风雨洗礼的孩子,就叫‘暴风雨’吧!”6个月后,病魔夺去了“暴风雨”的生命。

1943年夏,洪水、陈剑戈一同调入中央党校学习。在那6平方米的窑洞里,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取名小丰。

1945年8月,越共中央准备在日本投降后立即举行全国范围的武装起义,国内需要大批军政干部,胡志明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协商后,决定调回一批在中国工作的越南同志。为了避免累赘,规定他们一律不准带家属小孩回越南。

“赠山弟”名片的丰富内涵

洪水告别妻儿,回到了越南,更名阮山。胡志明看到20年前借黄埔之炉而煅造的火种回来了,十分高兴地说:“山弟,好样的!祖国正等着你呢!”越南党中央任命阮山为越南南方抗战委员会主席兼第五、六两个战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负责越南南方的抗法战争。

1947年初,洪水调任第四战区司令员兼政委,扼守越南中部咽喉,使第四战区成了越南抗法战争的坚强堡垒。洪水便成了令敌丧胆、人民爱戴的阮山将军。

1947年10月初,法军出动两万多兵力,分三路进攻越北根据地,企图摧毁越共领导机构。越北人民军诱敌深入,洪水指挥的四战区则卡住敌军南逃之路,从而取得了越北战争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法军的秋季攻势。

为了壮国威、振军威,1948年1月,胡志明颁布了授衔的政令:授予武元甲同志大将军衔;授予阮平同志中将军衔;授予阮山、铁雄、朱文晋、黄参、黄文泰、黎献梅、文进勇、陈大义、陈子平等同志少将军衔。

洪水接到授衔令后,思想上有疙瘩,要把少将军衔让给别的同志。因为身居敌后,不能与越北的胡志明交换意见,就给胡志明发了一份“火速公文”。这时,胡志明正在越北丛林里与越南童子军领导人黄道翠谈话,看到这份“火速公文”后,他微微一笑道:“我知道了。”身边没有纸张,他就掏出一张名片,在上边用中文写了“赠山弟:胆欲大,心欲细,智欲圆,行欲方”15字给洪水。看到“山弟”之称,洪水感觉特别亲切。1924年,胡志明、范文同、洪水等9位越南革命者在中国广州结成九兄弟,那时,洪水他们称胡志明为“山哥”。胡志明则称他们为“山弟”。此刻,胡志明称洪水为“山弟”,深层含意不言自明:“山哥”有难处,必须压低“山弟”的军衔,以换取大局的平稳。名片上的题字,既是胡志明处事为人的原则,又是他对洪水的勉励和鞭策。看到这张名片,洪水立刻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个少将军衔。

这张“赠山弟”名片,蕴含着越共党史的丰富内容,也是胡志明及洪水等老一辈革命者立党为公的极好见证。越南人民珍惜它,特别将它珍藏于越南河内的胡志明博物馆里。

阴差阳错的“重婚”遗憾

洪水的原配夫人名叫黄氏艳,比他大4岁,出身于河内郊区普通农家。两人1923年结婚。1924年,洪水来到中国。13年后,他遇上了陈剑戈。越南法律规定:夫妻间一方“失踪”三年便自动解除婚约。据此,他和陈剑戈结了婚。

1945年11月,“失踪”21年的洪水回到了河内,见到了21岁的长女武清阁,得知清阁的妈妈早在他离家5年后改嫁了,这才了却了一桩心事。

当他担任越南南方战区司令后,便将长女武清阁安排在属下军用仓库里当保管员。正当洪水带领将士们奋勇抗法时,突然从中国传来了噩耗:胡宗南进攻延安,他的中国妻子陈剑戈在敌机轰炸中牺牲了。清阁为了减轻爸爸的丧妻之痛,撮合爸爸与军中女秘书黄氏兑成婚。虽说清阁比黄氏兑仅小9岁,但她仍称黄氏兑为“三妈”。

1948年,三妈生下女儿阮梅林。由于三妈个性孤僻,加上洪水经常沉浸在对中国妻儿的怀念中,故而互不相容。当梅林出生半年后,洪水便与第三位夫人好聚好散了。长姐武清阁便成了小梅林的监护人。离婚后,第四战区的一位领导在征得胡志明的同意后,撮合河内同盟造纸厂会计黎恒熏成了洪水的第四位夫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中国传来消息:洪水的中国妻子陈剑戈没有死。胡宗南进攻延安时,陈剑戈和她两个儿子已经撤出了延安,后来随中共中央进了北京。

如何处理这场阴差阳错的“重婚案”?胡志明的意见是:按洪水的中国夫人意见办。

考虑到洪水的双重军籍、双重党籍的特殊身份,中越两国领导人商定,让他回中国工作。于是,洪水于1950年底第三次来到中国,见到了陈剑戈。陈剑戈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对洪水说:“战争留给我的伤害,我不能转嫁给另一个女人!让她来中国吧,把孩子带来,我退出,绝对不妨碍你们!”

带着对中国妻儿的歉疚抱憾而去

www.4858com,洪水来中国后,先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被安排在中央军委训练总监部《战斗训练》杂志社当社长。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洪水被授予少将军衔,并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成为我军历史上唯一一位被授衔、授勋的外籍将军。

1956年夏天,洪水被查出患有肺癌,已到了晚期。弥留人世的时间不多了,他格外怀念自己的祖国越南,便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归国的要求。毛泽东、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礼堂接见了他。毛泽东说:“洪水同志呀,老朋友了!听说你身体不好,要回去,我们跟胡志明主席打了招呼。你回去后好好治,病好了,我们还欢迎你回来。”

这天晚上,洪水翻出一年前授给他的三枚一级勋章和少将肩章,顿时泪流不止。他的心又飞到了陈剑戈身上:“拖累她啦!要不是两个孩子,她一个抗战初期的县团级干部,怎么可能还是个娃娃院长?要不是我,她又怎么可能落到有家不能归,有夫不能认的地步?战争年代,她为我付出多大牺牲呀!这些军功章,本来就有她的一半,可她连看都没看到过呀!事到如今,不可能啦,包好,带回越南,留作纪念吧!”

1956年9月27日上午,北京前门火车站挂上了彩旗,彭德怀、叶剑英、黄克诚、萧克、孙毅等200多位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以及外交部、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都到车站为洪水送行。握别之际,洪水在人群中搜寻,然而直到火车启动仍未见陈剑戈母子的身影出现。他怀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中国。

其实,陈剑戈何尝不想带着孩子去送送他呀!毕竟是结发夫妻,毕竟生死离别呀!遗憾的是,今天的送行,大人物太多,又有许多中外记者,若是有人将“洪水有两个老婆”的隐情添枝加叶,这位我军惟一的外籍将军将是什么形象?如果是真的爱他,就应该时时处处理解他、尊重他的人格,维护他的声誉。

她对眼巴巴等她去车站送行的洪水秘书韩守文说:“不去送他,连孩子也不去。我们不去,就是因为爱他。”她取出一张母子三人的照片,哽咽着说:“他要了好几次,一直没有给他,要走啦,送给他吧!告诉他,不要牵挂我们,我一定把小丰、小越培养成人。他们长大了,我会让他们回越南看望他,即使他不在世了,我也会让孩子们去他的坟前献花的!”说完,陈剑戈再也控制不住,大哭起来。

洪水在韩守文等人护送下,乘专列来到越南河内。胡志明在主席府里会见了他。当着中国同志的面,他们用华语交谈,以示对中国同志的尊重。在胡志明的直接关怀下,洪水很快被安置在河内最好的捷克斯洛伐克红十字医院里治疗。

1956年10月21日,洪水在河内病逝,终年48岁。越南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

张爱萍,能征善战,军政兼优,是我军优秀的高级军事指挥员,现代国防科技建设的领导人之一,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建国后张爱萍曾就任过华东军区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要职,同时还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党的中央委员等职务。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张爱萍的子女以及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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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萍同志1910年1月9日出生于四川省达县罗江口镇张家沟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春入达县中学,开始参加革命活动,任学生会副主席。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罗江口党支部书记、临时县委委员,积极组织学生、群众进行革命活动。1929年6月赴上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任中共上海市闸北区委委员、副书记。曾两次遭外国巡警和国民党保安队逮捕,在狱中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保持了革命气节。

1929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红14军1师历任小队长、政治指导员、中队长、大队长。在攻打老虎庄、泰州的战斗中,作战勇敢,左臂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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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底,张爱萍同志到中央苏区工作。历任共青团闽西特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共青团万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训练部部长、参谋长、总队长,中央反帝拥苏大同盟青年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参与创建少共国际师和红军后备兵源的组织动员工作,创 作了少共国际师师歌歌词,参与编辑团中央机关报《青年实话》,主编少先队中央总队机关刊物《少年先锋》,发表数十篇文章。

先后参加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春入红军大学学习,同年9月任红3军团第4师第12团政委。长征中,历任红3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第11团、第13团政委。在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四渡赤水、勇夺娄山关、大战老鸦山、保卫遵义城以及抢占白层渡口、金沙江堵敌、青石嘴痛歼敌骑兵等战役、战斗中,他率部英勇战斗,冲锋在前,多次担负军团前卫和后卫,为红军主力开道,掩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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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军委骑兵团政委兼代团长。他刻苦学习骑兵技术和战术,很快成为优秀的骑兵指挥员。为配合红军大部队东渡黄河抗日,他率部转战长城内外的榆林、靖边、定边、安边地区,纵横驰骋,屡建奇功,有效地牵制了敌军。1936年6月,进入红军大学学习。1937年上半年,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

张爱萍同志是着名的将军诗人、摄影家、书法家。他以诗、书、摄影为武器,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热情讴歌真善美,无情鞭挞假恶丑。他的大量诗词、书法、摄影作品,艺术地记录了党史、军史重要事件及重大活动,对弘扬革命传统、振奋军心士气、陶冶道德情操,起到了积极作用,产生了广泛影响。

张爱萍同志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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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萍同志能征善战,军政兼优,是我军优秀的高级军事指挥员。张爱萍同志身经百战,参加和指挥过许多重要战役战斗。1930年底,他奉命到中央苏区工作,参与创建少共国际师,先后参加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作战。长征中,他历任红三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第11团、第13团政委,在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四渡赤水、勇夺娄山关、大战老鸦山、保卫遵义城等战役战斗中,率部多次担负军团前卫和后卫,英勇战斗,冲锋在前。到达陕北后,为配合红军主力东渡黄河抗日,他率部转战榆林、靖边、定边、安边地区,屡建奇功,有效牵制了敌军。

张爱萍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学习的一生,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军队的征程上奋勇前进。我们今天纪念张爱萍同志,就要学习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执着追求的坚定信念;学习他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敢于战胜一切敌人和压倒一切困难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以大局为重,大公无私,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的高尚品德;学习他一切从实际出发,真抓实干,勇于创新的优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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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萍的子女以及女婿

张爱萍妻子:李又兰

长子:张翔

张翔将军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国务院原副总理,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军委原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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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子:张胜

张胜、(1964年入伍,上世纪80年代曾担任总参谋部作战部战役局局长,后担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兼战役局局长,战略研究室主任。1994年退役,着有《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女儿:张小艾

女儿:张志凯

张志凯曾任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丈夫是俞正声,有一个儿子。XLW

1936年2月下旬,骑兵团在靖边张家畔全歼盐寨子民团。在张爱萍率领下,部队转至安边配合蒙汉支队作战。不久,奉命返回瓦窑堡。途经安定县青阳岔的北道川时,遭敌伏击,战马损失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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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终于可以歇息一下了。中央红军进行了改编,以刘志丹的陕北骑兵为基础,组建了第一支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骑兵部队,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骑兵第一团,父亲被任命为团长兼政治委员。这是一支装备精良的铁甲骑兵,相当于现在的机械化部队。可以想像,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组建这样一支部队,中央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对他的人选,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父亲说,他明白这里的分量,“每一个战士,每一匹战马,都是我身上的一块肉。”但就是这样一支中央寄以厚望、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骑兵队伍,在父亲出任后的几个月,却在一次战斗中意外地遭到了失利。

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教训。

2004年,在纪念父亲去世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原兰州军区政委李宣化谈起了与骑兵团有关的一件往事。他说:

“那年我去看望爱萍同志,说起到摩托化步兵第八师检查工作,这个师的前身就是当年爱萍首长指挥过的军委骑兵团。当我谈起要求部队继承发扬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时,爱萍同志问,部队知道他当年在陕北青阳岔打败仗的事吗?他告诉我说,讲战史,一定不要回避错误和失败,不管是对谁,都要实事求是。他要求我,告诉部队,一定要把他打了败仗的这件事写在战史上,以警示后人。”

1936年2月,陕北青阳岔,老爷子的“麦城”。

我是为了写这本书专程去那里的。从陕蒙交界的毛乌素沙漠的南端,沿长城故道向东行驶,看到的只有残壁的城墙,它们和破碎的沟壑、断裂的山脊、绵亘的黄沙,纵横交错,浑然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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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当年构筑城墙的土是用米汤和羊血搅拌煮成的。史料记载“若锥过寸,则杀工匠”。就是说,城墙筑好后,用铁钉检测,如钉进一寸,工匠就要人头落地了。以此酷刑来保证筑出来的城墙“硬可砺斧”。但世上哪有能逃得过时间打磨的东西呢?当年辉煌一时的巨大工程,终于沉寂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血腥的传说和干燥劲厉的风沙更增添了周围的原始与荒凉。父亲说的“以警示后人”的战斗,就发生在这里。

为配合红军主力东征,父亲率骑兵团一举荡平了盘踞在北部三边地区的马匪武装。仗打的艰苦,但还顺利,全歼了靖边之敌,只是在消灭被当地人称作是“泼跛子”这股骑匪时,副团长霍海元牺牲。部队随即奔赴安边,与蒙汉支队联合作战,现在还留下一首父亲当年在马背上写的诗:“百里扬鞭奏凯归”,兴奋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可能就是这个“奏凯归”吧,在回师途中被游匪打了个埋伏。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八师师史》记载:“1936年2月下旬,骑兵团在靖边张家畔全歼盐寨子民团。……后在张爱萍率领下,部队转至安边配合蒙汉支队作战。不久,奉命返回瓦窑堡。途经安定县青阳岔的北道川时,遭敌伏击,战马损失三分之一。”

现在看来,当时情况并不很复杂。骑兵团返回瓦窑堡,路经青阳岔时,得知我边区政府被一股游匪给端掉了。

枪声就是命令,父亲命一营断后,自己率大部追击。父亲说:“一口气就追出去三十华里,马出的汗把裤角鞋子都打湿了……”这帮游匪见红军穷追不舍,只得丢弃掠来的人和物。这次遭遇战如果到此结束,也就皆大欢喜了。但被俘的干部群众怒不可遏,强烈要求活捉匪首,下面的部队也嗷嗷叫,都说何不趁势端掉敌人的老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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