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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毛泽东为啥下定狠心打中印边防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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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在祖国西部边疆,一度狼烟四起。印度单方挑起一场大规模侵犯中国领土的战争。中国政府“来而不往非礼也”,进行了一场自卫反击战,全胜收兵。打击了印度尼赫鲁政府的地区霸权主义和扩张政策,保卫了中国西部的边防,打击了当时国际上的反华逆流和中国西藏的分裂主义势力,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尊严自此以后,西部边疆保持了数十年的相对稳定。


时间:2012-10-31 12:35: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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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红墙见证录》,尹家民着,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四十多年前,在祖国西部边疆,曾一度狼烟四起、风声鹤唳。印度政府置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于不顾,悍然挑起一场大规模侵犯中国领土的战争。中国政府被迫进行了一场短促而有限的自卫反击战,全胜收兵。自此以后,西部边疆保持了数十年的相对稳定。当年在中国最高指挥部,毛泽东[注: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笔名:子任,曾用名:二十八画生、李德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卓越的领导者,政治家、军事家。]主席亲自指挥了这场反击战。当战斗硝烟渐渐散去,西线恢复平静,毛泽东回首战事,不仅感慨道:“这一次我就参加了。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军委的同志,我们都参加了,我们是在北京,没有上前线就是了。” 凡事总有一个过程。中印边界冲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早在建国之初,即便在中印关系最友好的年月里,印方也有过一些不友好的举动。1951年,印方乘中国抗美援朝,无暇西顾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得知消息后,毛泽东出于对中印的传统友谊和根本利益考虑,对印方的寻衅滋事一直保持克制和忍让态度。1954年10月尼赫鲁[注: 贾瓦哈拉尔·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 Javāharlāl Nehrū 1889年11月14日-1964年5月27日)印度民族独立运动 领导人,]总理应邀访华,受到中国政府的隆重接待。毛泽东对尼赫鲁谈中印友好的同时,也谈到两国间的分歧,当面表示:“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同我们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协定,这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毛泽东心中十分清楚:“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两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毛泽东亲笔写下的这段话,于1959年5月间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转达给了印度方面,等于向印度交了“底”,目的就是一个,希望印方自重,和平共处。 但是印度当局对好言相劝置若罔闻,短暂的沉寂之后,又开始了新一轮蚕食中国领土的行动。1959年8月25日,在中印边界东段的朗久发生了双方军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10月,印度又在西段挑起了空喀山冲突。 一向视领土为血肉的毛泽东不能再沉默了。尽管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他还是愿意向他们客观地通报情况,以便得到他们的理解。 10月2日,中苏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正式会谈。中方出席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注: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朱德、陈毅等。苏方除赫鲁晓夫外,参加会谈的有苏斯洛夫、葛罗米柯、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会谈的中心议题就是中印边界冲突问题。 赫鲁晓夫好似公正地说:“你们中国应该和印度搞好关系,印度是一个中立国,尼赫鲁是比较开明的,应该团结他。发生中印边境军事冲突是不对的。由于领土争执而发动战争是不值得的。” 后来被赫鲁晓夫诬称为“中共放出来的一只虎”的陈毅首先站起来反驳:“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分明是印度挑起这场冲突。印度军队越过其边界,也越过麦克马洪线,在中国边境内建立哨所,向中国边防军开枪。” 周恩来也不客气地补充说:“印度开枪射击6个小时以后,我们才还击,怎么能说是中国挑起的呢!” 陈毅接着气愤地指责赫鲁晓夫:“你们9月9日发表的那个《塔斯社声明》,是偏袒印度、指责中国的。” 赫鲁晓夫抵赖:“我们根本不知道情况,印度说你们打死了他们的人。” 陈毅:“我们9月6日给你们打了招呼,你们应该知道这个情况。9月8日你们跟我们说拟发表《塔斯社声明》,我们劝你们慢一点,并且告诉你们,我们中方也要发表一个文件,请你们看了我们的文件以后再表态。退一万步说,就算像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情况,那么你们也应当慎重些,等弄清情况再表态。但是,你们根本不听我们招呼,急急忙忙抢先发表了你们的《塔斯社声明》,这是为什么?” 双方你来我往,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赫鲁晓夫满脸涨得通红,指手画脚起来:“我虽不知道你们的情况,但是印度有一个士兵被打死,一个士兵受伤,这就证明你们不对。” 陈毅眼睛瞪得溜圆,怒不可遏:“你我都是打过仗的人,谁死伤多并不能说明谁就对,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周恩来表态说:“我们不去占人家一寸土地,也不能让人家占我们一寸土地,我们绝不能干那些丧权辱国的事情。”周恩来再三强调,“中方对印度一直采取团结的政策,但对它不讲理的地方,对它违反国际公约的事情,则要反对,要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着要团结它,不能一味迁就它。” 陈毅紧接着说,《塔斯社声明》就是迁就主义。赫鲁晓夫越加激动,指着陈毅叫起来:“我怎么是迁就主义?你们才是冒险主义、狭隘民族主义。”这又引起陈毅、彭真尖锐的驳斥……

当年在中国最高指挥部,毛泽东主席亲自指挥了这场反击战。当战斗硝烟渐渐散去,西线恢复平静,毛泽东回首战事,不仅感慨道:“这一次我就参加了。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军委的同志,我们都参加了,我们是在北京,没有上前线就是了。”

凡事总有一个过程。中印边界冲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早在建国之初,即便在中印关系最友好的年月里,印方也有过一些不友好的举动。1951年,印方乘中国抗美援朝,无暇西顾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得知消息后,毛泽东出于对中印的传统友谊和根本利益考虑,对印方的寻衅滋事一直保持克制和忍让态度。1954年10月尼赫鲁总理应邀访华,受到中国政府的隆重接待。毛泽东对尼赫鲁谈中印友好的同时,也谈到两国间的分歧,当面表示:“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同我们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协定,这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毛泽东心中十分清楚:“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两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毛泽东亲笔写下的这段话,于1959年5月间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转达给了印度方面,等于向印度交了“底”,目的就是一个,希望印方自重,和平共处。

但是印度当局对好言相劝置若罔闻,短暂的沉寂之后,又开始了新一轮蚕食中国领土的行动。1959年8月25日,在中印边界东段的朗久发生了双方军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10月,印度又在西段挑起了空喀山冲突。

一向视领土为血肉的毛泽东不能再沉默了。尽管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他还是愿意向他们客观地通报情况,以便得到他们的理解。

10月2日,中苏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正式会谈。中方出席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等。苏方除赫鲁晓夫外,参加会谈的有苏斯洛夫、葛罗米柯、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会谈的中心议题就是中印边界冲突问题。

赫鲁晓夫好似公正地说:“你们中国应该和印度搞好关系,印度是一个中立国,尼赫鲁是比较开明的,应该团结他。发生中印边境军事冲突是不对的。由于领土争执而发动战争是不值得的。”

后来被赫鲁晓夫诬称为“中共放出来的一只虎”的陈毅首先站起来反驳:“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分明是印度挑起这场冲突。印度军队越过其边界,也越过麦克马洪线,在中国边境内建立哨所,向中国边防军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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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也不客气地补充说:“印度开枪射击6个小时以后,我们才还击,怎么能说是中国挑起的呢!”

陈毅接着气愤地指责赫鲁晓夫:“你们9月9日发表的那个《塔斯社声明》,是偏袒印度、指责中国的。”

赫鲁晓夫抵赖:“我们根本不知道情况,印度说你们打死了他们的人。”

陈毅:“我们9月6日给你们打了招呼,你们应该知道这个情况。9月8日你们跟我们说拟发表《塔斯社声明》,我们劝你们慢一点,并且告诉你们,我们中方也要发表一个文件,请你们看了我们的文件以后再表态。退一万步说,就算像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情况,那么你们也应当慎重些,等弄清情况再表态。但是,你们根本不听我们招呼,急急忙忙抢先发表了你们的《塔斯社声明》,这是为什么?”

双方你来我往,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赫鲁晓夫满脸涨得通红,指手画脚起来:“我虽不知道你们的情况,但是印度有一个士兵被打死,一个士兵受伤,这就证明你们不对。”

陈毅眼睛瞪得溜圆,怒不可遏:“你我都是打过仗的人,谁死伤多并不能说明谁就对,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周恩来表态说:“我们不去占人家一寸土地,也不能让人家占我们一寸土地,我们绝不能干那些丧权辱国的事情。”周恩来再三强调,“中方对印度一直采取团结的政策,但对它不讲理的地方,对它违反国际公约的事情,则要反对,要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着要团结它,不能一味迁就它。”

陈毅紧接着说,《塔斯社声明》就是迁就主义。赫鲁晓夫越加激动,指着陈毅叫起来:“我怎么是迁就主义?你们才是冒险主义、狭隘民族主义。”这又引起陈毅、彭真尖锐的驳斥……

在整个争论过程中,毛泽东始终闭口不言,他厌恶赫鲁晓夫的做派,知道说什么都是“对牛弹琴”。只是到会议快结束时,他才很克制地说:“这个问题还是要把事实搞清楚。别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对有关中国的事情,我们希望苏联同志能够听听中国的意见,把情况搞清楚,预先向中国打招呼,同中国商量,再对外公开表态,这样比较好。对尼赫鲁,我们还是要同他友好,还是要团结他。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为天下先。但是谁要欺负我们,那是不行的。谁都不行。”毛泽东讲话一板一眼,表情严肃,但语气委婉。

如此,赫鲁晓夫只好吐了口气说:“既然这样,那就没有什么可以再谈的了。”会谈终于不欢而散。两天后,赫鲁晓夫一行离京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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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从北京回到海参崴后,10月6日发表演讲,不指名地影射攻击中国:“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理智的。”回到莫斯科以后,他10月31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演讲,再一次不指名地攻击中国是“冒险主义”、“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这表明,赫鲁晓夫对中印争端的态度并没有改变。

毛泽东几经权衡,终于定下“打”的决心

1959年11月,中国政府最高层的决策会议在杭州举行。参加杭州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胡乔木等人。会议主要讨论如何避免中印边界冲突和流血事件。会议首先由总参谋部的雷英夫汇报一个时期以来中印边界不断发生的流血事件。并说明,中印边界的我方指战员已经到了怒不可遏的程度。然后提出了总参和外交部共同研究的避免中印边界冲突的几项措施。例如不许打第一枪,不许还击,等等。毛泽东听着汇报,面色肃然地抽着烟。

当雷英夫讲到一些部队避免冲突的困难和一线指挥员的要求时,毛泽东摁灭了烟蒂,插话说:“我们有些同志打了几十年的仗,可还不懂得一个起码的道理:两军的边防战士一天到晚鼻子对着鼻子站在那里,手里都拿着枪,一扣扳机,子弹就会打死人,冲突怎么能避免呢?”因此,他提出实行隔离政策,双方各自后撤20公里,如印方还不干,我单方后撤。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这次杭州会议上,中央确定了避免边界冲突的隔离政策。

1959年11月7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致函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武装接触,同时建议两国总理尽快举行会谈。

但是,印度总理尼赫鲁竟拒不接受,反而认为中国软弱可欺,加剧了在中印边境进行的武装挑衅。在尼赫鲁拒绝中方建议之后,为了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亚洲及世界的和平,毛泽东决定:中国部队单方面从中印边境后撤20公里。

1960年1月,中方又下令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即在我方实际控制线20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对前来挑衅的入侵印军,先提出警告,劝其撤退,劝阻无效时,才依照国际惯例解除其武装,经说服后,发还武器,让其离去。

中国军队的这一系列措施,在国际舆论界反响强烈,普遍认为中国军队所具有的忍耐和克制,是着实让人惊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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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中国政府单方面命令军队后撤20公里,已快两年了。两年来,印度军队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中国境内进攻。1960年4月,周恩来飞赴新德里,同尼赫鲁举行边境问题高级会谈,尼赫鲁态度无丝毫转变,再次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那是12 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大小的中国领土啊,中国政府岂能拱手相让?1961年,中国政府多次向尼赫鲁提出和谈建议,并实行隔离政策,均被一一拒绝了。进入1962年,局势越发紧张起来。

6月,印度军队加快了武装入侵中国的“推进”速度,东段已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区。截至1962年8月底,印军在中国境内部署了100多个据点。这些据点最近的距中国哨所几十米甚至几米远,形成“面对面”的对峙,有的楔入中国哨所之间,有的还插到了中国边防哨所背后来了。印度军队一步逼近一步,显然要打上门来闹事了。

1962年10月18日,由毛主席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它将对中印边界问题做出重大的决策。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等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同时有关将领罗瑞卿、杨成武、张国华、王尚荣、雷英夫参加,外交部的章汉夫和乔冠华也到会。

主持会议的毛泽东要乔冠华和雷英夫报告中印边境冲突的情况和各方面的反映。

他俩汇报完,周总理接着发言,他着重分析了有关中印边境问题的形势,说明从各方面看我们不进行自卫反击不行了,因此建议立即进行自卫反击作战。会议在作了深入的分析讨论之后,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毛泽东说:“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越演越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境问题是不行的。”

毛泽东说完,会议便接着讨论中印两军的实力对比和能否打得赢的问题。

张国华在参加完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后,留在内地养病。生活刚刚平静一点,就被中印边境冲突打乱了。中央领导和军委总部不时传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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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问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不打得赢呀?”

张国华肯定而自信地回答:“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能打得赢。”

毛泽东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时,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

大家在对形势作了一番分析研究之后,一致认为战胜印军是有把握的。但毛泽东一再提醒大家,我们没有同印度作战的经验,千万不可麻痹大意,一定要精心布置,打好这一仗。

至于反击作战的方案,同意总参和张国华司令员共同拟制的计划。

根据总参提出的建议,反击时间为10月20日(即这次会议两天以后),前线总指挥为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

离开颐年堂前,陈老总和贺老总都向张国华详细了解边防备战情况。

张国华话不多:“我们已按主席说的边防部队在精不在多,作了调整。 要打就是泰山压顶之势。”

陈老总和贺老总交换了想法,用他所特有的四川口音,响亮地说:“要挑兵选将,干部不仅要军事上行,而且要有政治头脑,又要勇敢。”

贺老总的烟斗吱吱地冒着烟,他用烟嘴的一头点着张国华说:“如有临阵脱逃的,就要像内战时期那样,抓回来,执行战场纪律!”

张国华在笔记上快速地作着记号,插空提出他的建议: “我想不仅要准备反击入侵印军,还要准备打击逃往尼泊尔境内叛匪的回窜。”

张国华又就兵力、干部、物资和思想准备提出自己的看法。

很快,一支代号为四一九部队的作战指挥机构组成了。中央的决心定下之后, 张国华准备飞临前线,具体指挥中印边境东段达旺方面的自卫反击战。出发前,中南海召见他。

中央常委会议正在进行。毛泽东站在巨幅地图前,一手夹着烟,另一只手作了个搂的手势,说:“我们插进去,不打。”他变换了一下姿势,像是自言自语:“21平方公里,2000多人,作个愿望是可以的,但事实上办不到。”烟头连续亮了几下,他沉思良久,忽然喷出一口浓烟,指着印军据点大手劈了一下,同时提高声音说道:“扫了它!”

说完,他自己也露出笑意。其实,毛泽东为打与不打也犹豫了好几个夜晚。顾虑是尼赫鲁当时声望很高,军力相比又是弱者,很容易引起不明真相的国家的同情。总参谋部发布作战预令后,毛泽东仍在考虑打不打的问题。在分析了尼赫鲁最大的王牌是中国不敢打他后,反而坚定了打的决心。同时中国将打算告之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仍持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并没有公开地表示反对,还向中国驻苏大使说,苏联也得到了类似情报,如果中国遭到进攻,反击是自然的事。而美国已把主要精力放在准备对苏战争上,不能以很大力量援助印度。中国外交官们也正向第三世界游说自己的观点。此时的反击对中国是有利的。

总书记邓小平补充:“要争取时间。”他又侧过脸问张国华:“粮食够不够?”

张国华回答说:“光军区生产的粮食还有两亿多斤。”

邓小平很满意:“好,这是有战略眼光的。”

军委秘书长罗瑞卿问道:“你有没有把握?”

张国华爽快地答应:“有。”

“根据呢?”

“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印度的王牌军。但比不上蒋介石的主力。他长期没有打仗,我们却刚刚平叛,他们未到过高山,我们却常住高山……”

常委会一直开到深夜,领袖们从大略方针谈到枝末细节。张国华一边强记,一边又要提供情况,散会时,头已疼得要裂开似的。高血压病又犯了。他不吭气,很快登上飞机。

10月18日,张国华到达拉萨的当天,军区常委扩大会议紧急召开。先由军区参谋长王亢传达中央指示:“首长认为这次作战像平型关战斗一样,意义重大。打得要狠, 打死了还要再踩他两脚。中央确定,前面靠西藏军区指挥,有关战术上的部署调整等事宜,均由张国华司令员决定。过去总部规定在50米以外不打枪不再执行。”

张国华站起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他学得惟妙惟肖,包括毛泽东用手缓慢一劈的动作。他讲得很快,提了一连串问题后又低声说了几句,看来,这才是他自己要说的主要的几句话:“事关重大,影响深远。我的决心是:准备干掉他1300人,根本不要考虑伤亡,1300也好,2300也好,打一个补一个,始终保持四个大团满员。”将领谈论战斗预想时,总会感到格外地欢愉,即使在下命令:“为了加强指挥,我们都可以下去,必要时,副司令员可以到团里去加强。”他再次环视会场,话语里充满了鼓动性: “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都要围绕打仗,一切服从前线,把自己担负的责任落实下去,负责到底。现在北京就看我们的了,是共产党员表现的时候了!”

毛泽东相信前线指挥员:“让他打嘛!打不好重来!”

张国华于19日进入前方指挥所麻麻。

战前,指挥所的气氛是紧张的。他有时专心研究地图,有时离开地图踱着步子深思。“慎重初战”是个很不好驾驭的车头。初战必胜又是最起码的要求。与印军毕竟是初次交手,它是“太极派”,还是“少林派”呢?估计不会有国民党的主力强, 但也不能估计过低,要猫当老虎打,像对付国民党的中等部队。当时上级有一种意见,为了慎重,只打敌其一点,吃掉敌人一个营。这是个很保险的方案。张国华考虑再三,吃掉一口营,不痛不痒,要吃就吃它一个旅!

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另一位领导时,另一位领导浑身震了一下:“这太冒险了!万一……”

还有一位领导不无担心:“现在仗要打大了,是不是战役发起时间向后推迟两天, 以便部队做好充分准备?”

张国华没有表态:“看看部队准备情况吧。”

阴法唐政委代表新组建的四一九部队师团两级领导再次进言:“张司令员,战役发起时间不能推迟!”

“理由呢?”张国华不露声色。

“我一万多人进入战场,在森林里隐蔽了一天一夜,不动烟火,再推迟两天很容易暴露作战意图。那时再进攻还有什么突然性!”

张国华一拍桌子:“不再推迟,要让敌人还没穿裤子就当俘虏。”

两种意见反映到中南海。有的领导也认为张国华是冒险。毛泽东不喜欢墨守成规,把另一种意见的文稿推到桌子另一边,颇有愠色:“他是前线指挥员,让他打嘛!打不好重来!”

方案定了,干部会上,他激越的声音把出击前的喧闹压下去了: “现在当面敌人不是1300,而是2500,准备打它3000,如再增援就按它5000打。 3至5天解决问题,不要怕伤亡,准备伤亡2000,要打得好,打得快,速战速决, 务必全歼。打起来不受‘麦线’约束,但要报告中央。打不好是前边的人负责,补给不好是管后勤的人的责任。哪个搞不好,要追究哪个人的责任。打不好,消极说法是未完成任务;积极说,是不够共产党员条件。”

会后他毛泽东布置,要多准备些猪肉,要把各团电影组组织起来,把军区文工团调来前方,以励士气。

10月20日7时30分,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 解放军的炮火铺天盖地地向入侵克节朗的印军阵地倾泻,到9时30分,印军的第一个据点被攻下。到晚上8时多,克节朗战役即告结束。张国华耸耸肩,笑了: “这样容易取得的突然性,我当兵33年,还是头一次!”

23日,中央致电称赞:“作战部队在高原严寒的困难条件下,斗志昂扬,艰苦卓绝,勇猛作战,干脆地歼灭了敌人。”军区前指刚刚收到这一鼓励电,还没来得及转发,又收到中央收回该电的通知。张国华心口一紧:出什么事了?等他收到第二份电报时,心中的疑团还是没有解开。后一封电报只比前一封电报多了两句话。一句是“捷报频传”,另一句是颇带感情色彩的“中央、军委极为高兴”。为什么又收走前封电报呢?张国华估计,看这口气,很像是毛主席亲自加的两句话,毛泽东的高兴溢于言表,他希望电报能更大地鼓励前线士气……是的,一定是的!

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张国华指挥的两次战役和一些零星战斗都取得了胜利。歼敌三个旅,生擒包括王牌旅长达尔维和另一名准将旅长辛格,共毙、俘敌7000余人,占整个中印边境反击战战果的80%。中方作战部队也付出了代价,伤亡1460人。重要的是,在和平时期取得了作战的经验。战后,许多战斗骨干被输送到其他部队。1963年,张国华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为中央警卫团抽调了12名参加过战斗的连排长。

毛泽东的结论是:撼山易,撼解放军更难

1963年2月,张国华回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秘书通知他,主席要亲自听他汇报。张国华有些发怵:“叫别人汇报吧。”

“不行,主席点名要听你讲,说你一直在前线,最有发言权。”

张国华心里忐忑不安。他知道主席听部下汇报时,最喜欢插话提问,即兴发挥。他生怕哪个细节疏漏,对答不妥……也只好加紧准备汇报提纲。准备完了,他还觉没把握,就把提纲送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审阅。罗秘书长在上面批了几个字:“此件看了,很好,请照此向中央工作会议汇报。”

2月19日下午,汇报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当他走向怀仁堂讲台时, 那安然自若的神情忽然间又变得紧张起来。好像所有的目光都向他射来,对着他笑。他朝左边一看,又朝右边一看,自己的座位竟被安排在两位主席--毛泽东和刘少奇中间。 他也记不得是怎样走到自己座位上去的。只记得人在太紧张时反而抛弃了一切杂念。他开导自己: 麦克风又不是机关枪,怕什么!反正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就照直说。

他谈到有些部队参战太仓促时,毛泽东果然插话说:“那个五十五师,从青海的西宁出发,用卡车送,就是在路上动员的,差不多一到就打。一三○师在四川是个生产部队,放下锄头就上车,一到就打,就在汽车路上做动员工作,很仓促。”毛泽东一指张国华说:“就是你这个将军也是临时派去的嘛。”

毛泽东鼓励张国华继续说。当他说到“这场斗争是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时,毛泽东又愉快地插话:“要注意军事,只搞文,不搞武,那个危险。各大区、省委的同志都要准备打仗,要练兵,每年要有8个月。”毛泽东侧过脸,笑眯眯地望着张国华半开玩笑地说:“你也是书记嘛!一打仗,你那个病也就好了。”毛泽东磕磕烟灰,又补了一句:“当然有病还是要治的。”

张国华接着说:“中央军委和总部在作战中的每一重大转换时节, 都给我们做了及时、具体又详尽的指示……”

毛泽东插话:“我这次是参战了的。还有少奇、总理、小平……”

张国华汇报说,这一次打近仗多,毛泽东说:“要注意近战、夜战。对帝国主义,我不相信近战、夜我搞不你不赢。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怕近战、夜战,怕手榴弹,怕拼刺刀,怕几十公尺或者一百公尺这样的射击。”

张国华:“在交通运输上,我们是依靠土法,依靠自己,依靠群众。没有空军支援,靠地面; 没有公路,靠人、畜;没有体积小、重量轻、有营养的干粮,靠糌粑……”

毛泽东:“在这一点上,他是现代化,我们是原始化。 但革命的原始化战胜了反革命的现代化。”

最后,毛泽东高屋建瓴地评价中印边境之战:“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这一仗,至少可以保持中印边境10年的稳定。”

历史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事实上,从1962年至今,四十多年了,中印边境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这个局面的取得与这一仗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这一仗,是难以维持这么长的和平稳定的。

不久,罗瑞卿将参战部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情况向毛泽东详报。毛泽东若有所思:

“过去岳飞说过,‘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前两句有片面性。那时金兀术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我要说,撼山易,撼解放军更难。”XLW

1962年中印战争,当年毛泽东为何会在大胜之际突然撤军,如此轻易地“放弃”了已经到手的藏南?

现在中印的争议领土主要是东部的藏南和达旺以及西部的阿克塞钦。中国拥有西部的阿克塞钦,而印度侵占着东部的藏南和达旺。

坚守阿克赛钦是中国的高明之处,阿克赛钦虽然非常荒凉但它的地势非常重要,看看地图就可以知道了,它居于中亚的制高点,紧临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和中心城市,它的地理优势远甚于藏南和达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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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藏南和达旺是两块肥肉,而阿克赛钦就是中亚的镇妖塔和刺向印度心脏的利剑。

首先要说藏南其实谈不上放弃,如果一定要说放弃的话那就是毛泽东放弃的:1962年11月前线战斗大获全胜,以至于到印度报道的西方记者都说“只要一两个师的中国军队,就足以横扫印度全境”之际,毛泽东却断然下令回师,甚至一直撤退到了战前实际控制线以北20公里,留下了一场“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胜利”。

在军事层面,藏南早在1962年就已经被“放弃”了。而在外交层面,多年来关于藏南,中方的谈判立场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以实际控制线为准划定永久边界。

按照这个原则,由于早在1962年就在军事上“放弃”了藏南,一旦印度接受这一主张,藏南在军事外交法理上均会被彻底“放弃”。当然中方的谈判立场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印度必须承认中国对阿克塞钦的主权,而由于下面将要说到的因素这对于印度并不是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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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弃藏南”,想来这里有许多愤青朋友会义愤填膺,在他们看来,藏南是我国青藏高原最肥沃的一块土地,雨量充沛,亚热带气候。 在夏季,由于迎着从印度洋上吹送来带着大量水分和热量的西南季风,这里温暖而多雨,年平均降水在9000毫米以上。是世界上降水量最大的地区之一,肥沃得有‘西藏的江南’之称。 而且,从人文地理来看,山南属于西藏是毫无疑问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神王”六世达赖就出生于山南。因此这块地方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的,是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保住的……

然而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当年毛泽东为何会在大胜之际突然撤军,如此轻易地“放弃”了已经到手的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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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简单:那帮西方记者是“外行看热闹”,毛泽东却是“内行看门道”。他之所以下令部队迅速回撤到“麦克马洪线”以北,是因为他明白:只要在山南再耽搁上十天半月,那支久经沙场的精锐之师就会全军覆没。军事斗争,是“外行看装备加上数人头,内行看的则是后勤、后勤、后勤”。 在决定打1962年那一仗的北京香山会议上,周恩来特别嘱咐的就是“一定要把后勤搞好,绝不能再象朝鲜战争那样由于后勤的因素增加部队的伤亡”。在绵延的青藏高原与巍峨的喜马拉雅山上能保证大兵团作战的后勤支持,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奇迹。

印度洋暖湿气流沿山而上,冬季大雪封山, 夏天暴雨倾盆。我军进入麦线以南作战, 一年里八至十个月没有可靠的后勤,唯一的空当就是秋天那短短两个月。事实上,1962年的那场战争从发动到结束也就是不过两个月,中国军队最充分地利用了西藏自然条件留下的那个宝贵的唯一的窗口。

然而,前线雪片般传来的捷报却并不能改变山南的地理条件。西藏高不可攀的“天”才是我军最大的敌人,才是真正不可逾越的障碍。只要一过11月,铺天盖地的大雪就将切断18军在藏南的后路,使刚刚见证了我军辉煌胜利的藏南变成一片军事死地。

中印两国有关边界问题是两国建国后逐渐积累起来的,什么实际控制线,麦克马洪线争来争去,我们先不去管它了。

引起中印边境冲突的直接原因是,当时印度在中国的一个得力的间谍写的一份报告,这个间谍还是个女的。这个间谍详细的汇报了她获得的情报,罗列了很多数据和证据,中心意思如下:中国正在准备抗击蒋介石反攻大陆,中国大陆的战略资源正在向东南沿海集中,如果中印边境发生战争,中国将面临两线作战的困境,任何一个战略家都知道,两线作战意味着两线都失败,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更重要的是,经过她详细的调查,中国大陆的燃料不足以应付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争。

我们许多人一直以为印度人是傻子,其实错了。只有傻瓜才不会算账,人家印度是算的非常精准的。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还真的没有打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争燃料,这就是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现实。当时北京的公共汽车都背着一个大气包,有的公共汽车后面背着个炉子,烧木炭驱动发动机。汽油和燃料全部运往了东南沿海前线,而且还少的可怜。没有人卖给我们油。我们还记得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吗?闹的天翻地覆说到底就是为了油料。德国还指望着从巴尔干半岛撤退的这支装甲兵团保卫德国呢,但是让瓦尔特给炸了。虽然德国没有守住不全是这个原因,但是肯定有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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