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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张玉凤:笔者给毛子任当秘书

浏览次数:88 时间:2019-08-20

此人堪称戴笠之后国民党特务系统的第二代谍王。他年轻的时候是军统高手,曾打入延安试图刺杀毛泽东;在延安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做了康生的得意弟子。他的伪装如此巧妙,以至于直到今天大陆官方对他的履历依然错误重重。

我是1970年夏天到毛主席处做机要秘书的。顾名思义,也就是为毛主席掌管文书。说到秘书,有人往往认为这是“通天”的差事,好像可以身价倍增,令人风光。那是不了解内情而人为地罩上的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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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70年夏天到毛主席处做机要秘书的。顾名思义,也就是为毛主席掌管文书。说到秘书,有人往往认为这是通天的差事,好像可以身价倍增,令人风光。那是不了解内情而人为地罩上的神秘色彩。

一、做了中共中央收发员的军统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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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4858com,最早听到沈之岳这个名字,还是在十几年以前。

殊不知,这其中还有很多外人所不可知的甘苦,乃至风险。大名鼎鼎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他们有的曾经风云一时,一生有名节;有的走向反面,身败名裂。当然,历史是自己写的,劫数在人不在天。但那毕竟是一个环境,要当好秘书,也实在不容易。

一个亲戚曾给沈醉先生做助手,得闻不少军统的内幕。到了20世纪80年代世道不那么封闭,见我对历史有兴趣,偶尔也会拣不要命的当年轶事给我讲一些。当时大家心目中的军统是典型狗腿子的形象,凶恶残暴,所以听到戴笠谈抗战时说“猪吃饱了等过年是等不来自由平等的”,或者戴笠为了不能入睡,骂特务大夫张简斋的安眠药是“江湖郎中金枪药”,感觉都十分新鲜。

我刚到毛主席那里,是代理机要秘书。我的前任秘书徐业夫同志,13岁就参加了红军,是我十分敬重的老前辈。他因患不治之症住医院,所以秘书一职暂由我代理。他跟随毛主席多年,工作酝酿默契,毛主席很满意他的工作,一直盼着再回来。可是他终究没有回来,留下了很多遗憾。

有趣的是他却没有和我提过“沈之岳”这个名字。后来看沈醉公开出版的文章,里面多次提到沈之岳,和他颇有私交,甚至还大有不管俩人老家根本不在一地乱拉同宗的意思。由此估计我这位长辈不和我谈沈之岳,并不是沈醉先生没提到他,而是因为此人当时依然是“台湾国民党特务头子”,怕对我说多了萨年轻把握不住分寸,惹不必要的麻烦。

我是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没有进过高等学府,能担当得起秘书工作吗?我对这副尚不知轻重的担子,心中着实不安。按能力,论知识水平,当毛主席的机要秘书,是我做梦也未料到的。人生的机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当领袖的秘书自然也不是个人可以选择的。所以,能够进中南海工作,得到毛主席的信任,我始终觉得是幸运。仅此,也足以激起我拼命工作的热情了。

但是这引发了我对国共特工史的好奇。有一次,在一位老先生那里看到有本《熊向晖传奇》,就向老先生借来看,同时说了些沈醉先生传来的轶事,最后借沈先生的说法总结说,军统这个组织,对付军阀政客是第一流的,但是对付共产党,是比较外行的。

掌管文书工作,说起来很重要,但它毕竟不是决策帷幄、风云际会之举。它是一项繁杂琐细的工作,要求一丝不苟,不允许出差错。所以从进中南海那天起,我就是小心翼翼地办事,谨谨慎慎地工作,唯恐细微不慎,铸成大错。也许由于我头脑特别简单幼稚,也许是工作周到细心,要么就是由于我坦诚直率,经过一段工作以后,毛主席对我的评价是:为人厚道,工作尽职。

我忘了老先生是搞了很多年党史的,这样的老先生别看文章都写得特有分寸,实际上思想很开放,盖因为他们接触的都是未经粉饰的原始材料,而且两边的材料都能看到,对历史的认识最为真实。老先生自己说,这就像古代哪怕是贤臣良将,都会对皇帝产生半是神明的敬畏,而伺候皇上起居的太监却最明白他一天也不过是吃喝拉撒睡,大活人而已。

我很荣幸能得到他老人家的这个评价。这也许是我优势不多的优势,也是我能在毛主席身边继续工作的条件。当然,这丝毫不韵味着我的工作是尽善尽美的。恰恰相反,在我的几年秘书工作中,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总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秘书。工作中有失误,也有苦恼,甚至有无法诉说的委屈。当我来到毛主席身边的时候,他老人家已经是76岁的高龄了。尽管公开宣传上还说他满面的红光、神采奕奕,给人们造成一个非常健康的形象,但他毕竟是一个老人了。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他和普通老人一样,也无法避免各种老年病的纠缠。从1971年春天起,他老人家每到开春和入冬总要生病,而且都是比较严重的老年病。这时,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除了要做好分配的具体工作外,还要同护士长吴旭君同志一道,照顾和护理经常生病的毛主席。由此,我也学会了一些护理病人的常识,特别是护理老年病人的常识。

自古太监多专权,全不把天命什么的放在眼里,大体这也是一个原因。

为毛主席服务,这是我们工作人员的职责,也是心甘情愿的。但是,这毕竟是一项责任很大的工作。那时,我们国家领导人的身体状况是严格保密的,对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保密更严,一般只有少数人知道主席身体不好,病到什么程度知者就更少了。人为地神化,普天之下的崇拜,使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在神秘中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

老先生听了萨的看法,讲这个不对,军统当年也很厉害的,我们能派熊向晖打进胡宗南身边去,他们也能派人打进延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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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里头谁这么厉害?能打进延安来?

记得1971年春,毛主席因为感冒引起支气管炎,昼夜咳嗽,由于久拖不愈,转化为大叶性肺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由于医生的努力,病情终于好转。看到老人家逐渐康复,我们工作人员久久悬而不安的心终于如释重负,高兴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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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诬陷汪东兴和张耀祠是特务集团

比如,赖国民,毛泽东亲口称作“赖同志”的,在八路军军法部做到科长;沈之岳,国民党的国策顾问,1938年混进延安,第二年入党。

当时,江青并不知道主席病了。主席病情好转以后,她却不相信主席真的病了。她毫无根由地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以病得这么厉害!你们‘谎报军情’!她指着汪东兴、张耀祠同志和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是‘反革命’、‘特务集团’!江青说话就是这样,可以随意给人扣一顶帽子,不管合适不合适,不管后果。当时,汪东兴和张耀祠同志是负责毛主席医护工作的。江青这样无端地指责,令在场的人毛骨悚然,不知所措。大家在主席生病期间昼夜辛苦地服侍,不但未得到她一丝一毫的鼓励,反而被扣上了足可置人死地的罪名,能不令人心寒?事后,汪东兴同志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主席。

特别是沈之岳,这个人在延安还被认为很出色,以至于到他顺利返回国民党那边,这边还一直以为他是“叛徒”,没认清他实际上是派遣进来的军统特务。在沈醉这批人被俘或者起义以后,才弄明白他进延安之前就是军统的人,是带着刺杀毛泽东的任务来的。从这个任务来说,沈显然是失败的,但从他能够在延安隐蔽自己,说明这个特务还是很厉害的。

毛主席是了解人、理解人的。一天,周总理有意陪江青探望康复不久的毛主席,汪东兴同志也来了。此时,毛主席对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我。老人家的几句话,保护了我们这些人,也使一直为此不安的周总理心里顿觉释然。

就这样对“沈之岳”这个名字产生了印象。

江青挨了毛主席的批评,心中自然不快,一股愤怒之火无处发泄。在她出门时,又借机向我发火:你不是医生,不是护士,走路这么重,一阵风吹着我了。江青的无名指责,我毫无准备,只好向她解释:主席有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来了,免得他不知道吓着。然而,我的解释,在江青看来无异是个软钉子,不但没有消释她胸中的怒气,反而更触怒了他。她厉声斥责道:你狡辩!大家顿时陷入一种难以收场的窘迫局面。还是周总理明智,他对我说:你也不对,认个错吧。认真一想,我也有点后悔,为什么在她生气是去顶她呢?我刚来不久,对江青并不了解,只能作为教训吧。

后来看了更多的材料,才知道老先生说的并不夸张,沈之岳在延安何止是“隐蔽自己”,他使用化名沈辉,不但坦然通过了严格的政治审查,进入抗大学习,而且还是优秀学员。

张玉凤正式当了毛主席秘书

这就是台湾有说法讲沈之岳是“罗瑞卿的得意门徒”,因为罗瑞卿是当时抗日军政大学的校长。实际上现有文献中并无罗瑞卿对沈之岳如何器重的记录,倒是当时另一个中央领导对沈之岳印象很好,这个人就是中央社会部负责人康生。康生曾在抗大当着罗校长的面表扬沈之岳,认为他任劳任怨,艰苦朴素,是国统区来延安青年的表率。

秘书工作就是服务。所以工作中既要任劳,也要任怨。不能有任何计较,不能讲价钱。要勤勤恳恳,默默无闻一辈子,不思闻达于何人,但求无过于任内。1974年10月22日,中央办公厅发出文件,正式任命我为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尽管我已经代理机要秘书工作几年了。一旦正式的红头文件下来,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的。是激动,还是不安,一时也说不清。过去毕竟是借调,是代理,心理上的承受不一样。

康生是谁?斯诺在文章中曾说共产党有两大“特务头子”,一个是邓发,另一个就是康生。无论康生晚节如何,此人的多疑、警惕是历史上有名的,居然能瞒过他的眼睛,沈之岳实在是有两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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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康生的赏识起了作用,沈之岳在抗大入党,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机关担任收发工作。这段经历被国民党方面神化,称沈之岳当时做到了“毛泽东的秘书”。这种说法殊不可信,因为一来毛泽东的秘书史有名载,无论当时的记录还是后来的史料,都没有沈之岳的名字,当时保留下来的中央机关人员照片上,也没有找到沈之岳的影子。事实上,沈后被派往浙江敌后工作,沈在途中金蝉脱壳,曾用化名“李国栋”到汉中与军统干将程慕颐会面,时在1939年秋。所以,他在中央机关的工作时间应该很短,也是无缘深入的。

此时我正随毛主席在长沙。他老人家如今已不像过去那样万里长江横渡了,他行动极为不便,连散步也困难了。这天,他正躺在床上,我把收到的所有文件送给他。我说:今天收到的文件里,有一份是关于我的任命的通知。主席说:我知道,那是我同意的。我捧着文件,等待老人家继续说下去。可我惊奇地发现,他好像随随便便说了一句,之后什么也不说了。我却一直不安,鼓足了勇气说:我怕干不好,还是找一个比我高明的人来好。毛主席说:你怎么干不好?徐秘书生病这段时间,不是你代替他吗?我知道,他老人家对我的工作还是满意的,不然这红头文件也不会发下来。但是我心里清楚,这几年的工作之所以还能应付,一方面是自己刻苦努力,另一方面同主席的教育也分不开。但自己总觉得工作并不是很适应,心里总怕干不好,出纰漏,说不定哪一天由于自己的不慎,给工作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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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接着说:其实做我的秘书也难也不难。不难的是,我不需要你们这些人写东西,只管收收发发。难的是要守纪律。你做秘书,可以看中央发给我的文件,而汪东兴、张耀祠他们不能看,包括我的家人江青、李讷、毛远新他们,我不让看的,他们也不能看。还有,你不要以为当了我的秘书就可以指挥一切了。过去我身边有个卫士,我让他给总理打个电话,他打电话时可神气了,我看了就不舒服。不要得意忘形,要知道自己为谁工作,代表谁办事。还有,做秘书工作要谦虚谨慎,要多学习,每天除了收发文件,还要看材料,特别要看那两大本(指新华社编的《参考资料》),还有那张《参考消息》。通过这个窗口,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坚持下去,就能看出问题毛主席当时谈话已经很困难了。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断断续续地说的这些话,我都默记在心。严守纪律、谦虚谨慎、努力学习。我体会,这是老人家对我这个新秘书的约法三章,也是对我的希望。

不过,他在这个阶段确曾经和不少后来的中共名人关系不错,其中包括胡耀邦,据说沈晚年和大陆联系,乃至赴大陆“就医”,都与胡有关联。台湾方面出于宣传目的,曾说沈之岳给胡耀邦担任过文化教员。这就有点儿说过头话了,因为胡耀邦参军之前是中学生,当时在中国社会当之无愧属于知识分子,且早就有好学之名,哪里还需要文化教员?倒是沈之岳自己比较坦诚,说他和胡耀邦的交往中,是给胡提供了不少上海等大城市的社会情况和海派知识,这个是胡原来所不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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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要写沈之岳,想起这段回忆来,和老先生联系,才知道老人家已经退休了,耳朵有些背,但是头脑依然清晰。

毛主席的话给了我勇气和信心。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服从组织的安排是自己的天职,面对多病的老人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有努力做好工作的责任,不能有任何推辞了。

“沈之岳幸好是被揭出来是军统特务啊。”老先生说的观点很怪。

1974年春,毛主席又添了老年性白内障病,视力模糊,看东西很吃力。对于领袖来说,一天有多少文件需要他看,特别是像主席这样一生手不释卷、历来亲自批文件、写文章的人,一旦视力不好,其痛苦是可以想象的。就是从这时开始,我又多了一项工作,天天为主席读文件、读书、读信、读报。

原来,1963年沈之岳在澳门设立特务机关,对大陆进行袭扰、情报活动,并试图刺杀大陆当时的国家首脑刘少奇。由于消息泄露,公安部长王芳披露当时曾有机会通过澳门警方生擒沈之岳回大陆,但最终没有这样做(当然这只是机会,没有必抓的把握)。假如沈之岳真的是从延安投入国民党的“叛徒”,恐怕对他不会这样客气。共产党对“叛徒”下手从来不留情,解放前对沈之岳一直是必欲杀之而后快。但假如像沈醉等供认的,沈之岳原来就是军统特务,则属于各为其主,就没有必要这样严厉了。共产党的传统做法,敌人不但是要消灭的目标,还是要争取的目标,叛徒,则只有消灭一途。

这可是一件难以胜任的工作。像我这样的文化水平,读文件、读报、读信,还觉得能够应付。而读书,特别是读古书,困难就大了。很多古书,不但词意难懂,还有很多生字,这就增加了读书的难度。我记得最难读的几篇赋,如《别赋》、《恨赋》、《月赋》、《枯树赋》等,读起来实在力不从心,既没有铿锵有致的韵味,也无激荡肺腑的感情。所幸的是毛主席的文学功底深厚,很多诗赋他都能背下来,读错的字和音他随时予以纠正。毛主席告诉我:读诗和读赋不同,诗有五言、七言。还有平声支韵,去声径韵你按韵律来读,基本上就可以了。而赋则不同,要抑、扬、顿、挫,要读出感情才行。你这样平平地念,像寺庙里的和尚念经。

有趣的是,按照老先生说法,沈之岳虽然被证明了是派进延安的军统特务,但由于他隐蔽太好,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对他的履历始终不得而知,竟然依然沿用他自己在延安的说法,称其为中央大学的学生出身。

毛泽东非常幽默,就是在病中,同你谈论那些枯燥的古书时,也会让你感到情趣横生。为了把书读好,我一方面注意把读的书先看一遍为,熟悉内容,解决不认识的生字,另一方面注意听广播,学习播音员如何读稿子。渐渐地,也有所提高,勉为其难了。

沈之岳的老底,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份来自台湾的文献才将其揭开。这份文献是一个国民党官员在老同学聚会后写的感言,基本说清了沈的来历。

一次,我给主席读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读着读着,毛主席也跟着背诵起来。他一字一句地缓缓吟着,那声调,那韵致,入情入景。令我措手不及而又惊奇地是,读到后边,他竟激动得泪如泉涌: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我意识到,主席此时此刻一定进入诗的意境中了。他那浓重的情感,透视着与诗意的某种相通。主席是非常喜欢这首诗的,他曾在书上这样批注:江州司马,青衫泪湿。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同等的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

这个人,就是沈之岳在“中央警校”的同学,王鲁翘。

毛主席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有时,在我给他读诗、读来信时,如遇有不平之事,或有人有困难,或有人蒙受不公正的待遇,他老人家就常常动感情。他有时激动气愤,有时伤感泪下,喜怒哀乐形于色。毛主席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是从不把感情埋入心底的人。凡是有不公平之事,他都要管,即或是古人的事,他也会激昂评论,予以褒贬。这时的我,也往往受主席的感染,情感随之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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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都是亲理政事,自己动手起草讲话稿,批阅文件、电报,就连人民来信,他也要自己过目,从不让秘书代劳。他最反对什么事都靠秘书做。可是,在他晚年,特别是在患眼疾期间,他不能看文件、看书了,有些文件的圈阅,也需要别人代劳了。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按着主席的指示代他为一份文件写过批语,这是我经历的唯一一次,就是人们熟悉的批走后门的那封来信。信是叶剑英元帅写给毛主席的,反映有人借批林批孔运动批老干部的问题。

其实,王鲁翘也是个传奇人物,其人生之精彩,不亚于沈之岳。

毛主席听我读完这封信后,想了想说: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可能冲淡批林批孔。读完这段话后,毛主席又笑着说:谁没走后门?我也走了。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在毛主席讲这段话时,我习惯地从茶几上拿起铅笔,递给主席。这次主席竟破天荒地让我来写。我很单纯,既然主席让我代写,就不假思索地写下了。写好后,我又给主席读了一遍。毛主席说:好,就是这样。我请示主席:这份批件是不是告诉周总理一下?主席点头同意。我与总理通了电话,告诉总理:这段批示是主席说的,我写的。其中猖獗的獗字,我还没来得及查字典呢!总理笑着说:猖獗的獗,是犬旁加厂再加总理告诉我这个字怎么写后又说:你就不要查字典了,空在那里,送过来我添上好了。于是,我将这份文件转到总理处。

二、被抓进的军统局

由我代写的这个批示后来竟惹出一场风波,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喜欢毛主席写的字,一有空,我就照着他老人家的字练习,久而久之,有些字写得还真有些像。这份批件被江青看出了破绽。她说:这个批示不是主席批的,有的字写得不像。并当场指出那几个字不像。

今天,沈之岳早年的生涯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轨迹,他在履历中所描述的自己是河南人,在浙江、上海生活过,曾于中央大学读书的履历,完全是无中生有。真实的沈之岳是浙江仙居人,家道宽裕。上中学的沈之岳曾对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发生兴趣,但是并未加入,可见他当时就是个关心政治然而做事稳健之辈。他的这种兴趣使他对马克思主义多有了解,成了他在延安扎根时伪装“进步青年”的本钱。不久,沈之岳进入复旦大学学习,在这里,他加入了军统组织的前身特务处。

江青对主席的字很熟悉,以她的性格,是绝不会轻易放过这件事的。他提出这个问题后,别人就不好说话。汪东兴事先了解此事,便说:不是主席写,也是主席说的。这种话不是什么人能编得出的。

活脱脱一个学生特务么,好像不大光彩。

后来,我听说了此事后,确实感到有些紧张。好在那时毛主席、周总理都还在世,什么事都是可以说得清楚的。我把这件事报告给毛主席后,他笑了,说:以后凡是办这类事,应该注明是谁嘱咐你做的,就会避免闹笑话了。

事实上这个过程颇有些让人啼笑皆非。沈之岳成为军统特工,并不是被拉进去的,而是被“绑”进去的。

1976年,周总理、朱总司令先后去世,毛主席也在重病中,他的心境,他的精力,都处在几近坍塌的危急中。两位共事多年的老战友的去世,使重病中的老人无法平复内心的悲痛,昔日乐观的心境也不复再存。有一天,他让我拿庾信的《枯树赋》读给他听。这首赋主席早已熟读,并能背诵,即使在病魔缠身的晚年仍能背出。这是一首以树喻人、以物托志的赋,词调凄切,读来令人伤感。在他的床边,我缓慢地读着这首赋。他则微闭双目,凝神遐思,仿佛是体味赋的意蕴,又好像是在回顾自己的一生

原来沈能够进入军统,源于“九一八事变”后复旦大学爆发的学潮。对付学潮本是中统的买卖,但戴笠一贯喜欢“捞过界”,所以复兴社特务处对学生运动也插了一脚,希望从中找到共产党的组织。

其实,他老人家究竟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但从他那凝然神思的表情,我猜想,他此时一定想得很多,也很遥远。

有沈在学校的对头乘机报复,诬报他为学潮组织者而令其被捕。当时私刑泛滥,和特务打交道是件很危险的事情,很容易屈打成招。有趣的是这个根本没做过任何秘密工作的毛头小伙子,居然从容自若而又子虚乌有地搬出某个大员临时做自己的亲戚,把一帮老特务唬得团团转又核查不便,最终没敢造次。真相大白后特务处方面认为这小伙子真是人小鬼大。

当我念了两遍之后,他意犹未尽,自己开始背诵。此时他已不能像以前那样抑扬顿挫、声音宏亮地吟诵了,发音极为费力,声音非常脆弱,但听起来还是富有感情。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从他一生的经历来看,沈之岳这一次忽悠特务只是牛刀小试,他应付起这种事情来胜过专业演员。沈骨子里杀伐决断,铁血无情,但他的外表人畜无害,一贯给人平和低调、温和诚恳的印象。国民党法务部调查局特务系统中,常有人说沈之岳“人面兽心”,形容他做事厉害但外表温和,喜怒不形于色。而沈的后任阮成章,则被称作“兽面兽心”,因为阮成章的长相,实在让人难以恭维。

这位辩证法大师,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巨人,从庾信的赋中体味出了什么,寄托了一种怎样的情意,在我心里至今还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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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赋,是主席一生所读的最后一首,也是我最后一次为他读诗读赋。因为,后来他的视力,他的听力,他说话的能力,都不及了。自然规律和可怕的病魔使老人家即将结束他的生命之旅了。

1950年代,笑里藏刀的沈之岳在他整肃中统的过程中,将中统残存的大特务一一下岗,若有反抗者则必严惩之。往往这些比沈之岳资历还老的大特务们直到进了牢房,才如梦方醒。李敖回忆坐牢的时候有原来中统的大特务在牢中打蚊子,称是打沈之岳,可见恨之入骨。就这样恨之入骨的大特务,问起对沈之岳的印象,依然认为自己输得冤,因为沈之岳“连ABC都不认识”。国民党特务系统中,中统多用才子佳人,理论水平高,军统多用社会打手,善于行动,所以中统特务瞧不起军统出身的沈之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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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沈之岳学识相当渊博,不但懂英语,而且还懂俄文,要不怎么在中共中央做收发呢?知己不知彼,这帮人输得一点儿都不冤。

今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100周年,大家都在纪念我们中华民族这位伟人。作为曾经在他老人家身边工作的人员,我把埋在心中的点滴记忆整理出来,献给读者,也算对老人家的纪念。

当时军统的前身特务处规模还很小,这件事传到戴笠那里,戴其人素好奇才,立即叫人把本来已经释放的沈重新抓来。

说戴笠素好奇才并不是夸张,这个特工皇帝从小爱看神怪武林小说,江湖气甚重,一度极重网罗奇才异能之士以为己用。他甚至曾经把上海撂地摊卖武的江湖人统统请到特务处,希望从中发现类似空空儿这样的侠客,结果颇为失望,这些人的本领,连一般的武装特务都比不上。戴笠后来也死了心,认为所谓民间的奇人天才,不是那样容易发现的,只好耐心去开三道高井训练班,办浙警校来培养正规的特工班底,颇有成效。

这个成功影响了戴笠的心态,有一段时间这个特工皇帝又对学历迷信得厉害,比如抗战时建立对日经济作战,决定人选时戴毫不犹豫选择了学历最高的德国博士费同泽。无奈费博士第一对日本不熟悉,第二对理论更擅长些,结果有半年时间工作都走不上正轨。

无论怎样,本来以为已经脱了一难的沈之岳又被重新抓起来,心中感受惊惧必然难以言表。而新老两代特工之王这次会面的详情不得而知,结果是沈之岳被说服参加了戴笠的组织。

戴笠应该算是捡到宝了,至少再没有第二个军统特务有这个本事在延安从容面对康生、罗瑞卿,能打进中共中央去做收发,而在他死后,沈之岳也做到了他一生想做的事情 把竞争对手中统彻底埋葬。有讲戴笠早年算过命,五行缺水,故此戴对名字里面有“水”的部下特别关照,沈醉、沈之岳都是如此,这可能是后人杜撰的说法。

此后,为了提高沈的业务水平,也为了将来给他一个合法的进身之阶,戴笠将沈之岳送入自己控制的浙江警校学习。王鲁翘当时也在这里,两个人成了同学。

这番经历,是王鲁翘和沈之岳1971年去看望车祸受伤的原国民党中央警校校长李士珍后,感于同学凋零、年齿日长而写的一篇感言中提到,这篇文章在台湾由于某种原因传播不广,却成为大陆研究沈之岳的一份材料。普遍认为,王所说的比较接近事实,唯一王也承认不了解的是沈的原名,从认识他开始所知道的就是“沈之岳”这个名字,但是,凭借特工的直觉,他认为这是个化名。当时军统局的特工们发达以后大多以自己的势力为荣,往往会做些造福桑梓或者为害乡里的事情,但沈之岳从不显山露水,这方面极为低调。王感慨说难道他早就想到了国府有转进台湾的这一天,以此避免亲族受牵连?

王与沈等人一起去拜访李士珍,从礼节上说很正常,因为浙警校后来并入李士珍担任教育长的中央警官大学,两人可算是李士珍的学生。然而,此事也有点儿古怪。盖因为两人都是戴笠的亲信,而李士珍是戴笠的死对头,曾被戴笠整得很惨。李士珍是黄埔二期的高才生,素有大志,曾留学日本学习警政,并考察欧美各国警务,是国民党警察教育事业最出色的人才,而且李深得蒋介石的信任(李士珍是第一个为蒋介石树铜像的)。然而,在警察这块地盘上,李就是斗不过黄埔六期肄业的戴笠。这是因为整个蒋介石政府在大陆的日子,始终处在政治和军事的动荡之中,所以蒋介石认为建立一个稳定社会治安秩序的专业警察系统固然重要,能够直接用于和军政敌人进行斗争的秘密警察则更为重要,前者应该为后者服务。所以在他的心目中,黄埔六期没毕业的戴笠,地位远高于二期的李士珍就不奇怪了。这种地位的不同,反映出来,就是戴笠掌握着全国警政司和各警察机关的人事权。于是李士珍辛辛苦苦培养出来,准备作为班底的学生,戴笠只要拿顶官帽子就拉走了,李气愤无比又无可奈何。

只有到戴笠死后,李士珍才直起腰来,不过,此时已经距国府败退台湾没有几年了。

沈之岳在20世纪70年代是名副其实的台湾特工之王,持弟子礼去看望早已远离权力中心的李士珍,有着特殊的意义,一来说明了不计前嫌的胸怀,二来也表现了他老于人情世故的风格。

王鲁翘能够把这件事写成文章,也有点儿特别,因为他怎么看怎么不是个写东西的人。

王鲁翘祖籍山东,他也是作为奇才异能之士被戴笠送进浙警校的,其特长是一手超凡入圣的枪法。王在军统中用的双枪都不带准星,借以炫耀其枪法之好,以此多年担任戴笠的贴身保镖。对枪不带准星这件事的真实性我曾问之军中人物,答曰这是可以相信的,因为手枪射程近,如果是子弹喂出来的老手射击全凭感觉,那是真正的神枪手,用准星瞄准就落了下乘。王鲁翘在台湾做到台北市警察局局长,民间称其为“山东大汉”,既是佩服他刚正不阿,敢于除恶,也是说他举止粗豪,武人气息浓厚。

王的确有类似韩复榘的故事传世,他在台北市警察局局长任上功绩卓著,于是上峰计划提升他为“全国警察技术总监”,简称“技监”。不料王死活不干,找到上级发牢骚,说我老王一生豪横,这干来干去的干成了“鸡奸”,可怎么见人?!

实际上王也有另外一面,台北警方最初引进现代刑侦技术和观念,就是他在瑠公圳分尸案中开始的。此案又名“一号凶宅案件”,发生在1961年,是因为少妇陈富妹被杀人分尸而轰动一时。由于当时新闻媒体争相追踪,这起案子连续五十二天都是新闻热点,甚至蒋介石都不时加以关注。此案牵连了抗战名将,空军高级指挥官柳哲生少将等人,加上新闻媒体炒作出十八套剧本,变得扑朔迷离,极难操作(陈富妹身份辨认清之前,警方抓到的嫌疑犯在审问中反问:“你说我杀人,那你告诉我我杀了谁好吗?”警方不能答。这些细节都被媒体随时跟踪)。然而王一方面顶住压力,另一方面引入世界先进刑侦技术,最终以科学的手段确认杀人者为死者的丈夫,终于没有让警方成为笑料。可见,王不但胆大,而且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物。王写东西不多,可是写来就很有分量,他还写过军统局在河内追杀汪精卫的细节,这是对当年那次追杀活动的首次披露。

所说王鲁翘的一生传奇,不亚于沈之岳,因为他早年不但是戴笠的警卫员,而且先后两次作为暗杀行动的杀手出动,每次都是极为棘手的案子。

一刺王亚樵,二刺汪精卫。

王鲁翘随余乐醒等在河内刺杀汪精卫,担任第一枪手。由于汪临时更换房间,误中其副手原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曾仲明,其过程已经多有报道,不必赘叙,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王没有用他习惯的无准星双枪,他刺汪用的手枪是法国志愿援华航空大队的曹师昂带到河内的左轮手枪。当时由于汪住处楼门封闭,执行暗杀任务的特务只能用斧头在房门上砍出一洞,王就是从这个小洞中迅速发现床下有人并连发三枪命中的。曾仲明被击中腹部,由于王的子弹弹头预先切成开花状并用大蒜汁浸泡,曾伤势极重,第二天毙命。

河内刺汪虽然误中副手,作为军统第一次在海外执行刺杀,其行动依然可圈可点。

刺王亚樵则时人所知不多,但过程更为惊险。

王鲁翘1936年11月随军统书记长吴赓恕至广西梧州暗杀王亚樵。王亚樵是民国著名的暗杀之王,上海斧头帮帮主,曾组织刺蒋、刺宋、刺汪精卫、刺重光葵,这时隐藏在广西继续反蒋活动。由于桂系出卖了王的行踪,军统又利用王手下大将余立奎的太太将他诱至自己住处 也就是王鲁翘等人布置的暗杀现场,王亚樵最终在梧州走到了他辉煌生涯的尽头。

一场特工群狼对暗杀之王的格斗开始了。

王亚樵是在推门的瞬间本能感觉出危险的,并立即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反应,不退反进,跳起撞入屋中与军统杀手缠成一团。这个举动让人大出意料,因为原来他们认为王已入死地,即便有察觉也会后退,吴赓恕率一半人马埋伏在屋外,只要王亚樵稍有异动,和屋里的王鲁翘等人就会同时开枪,用交叉弹幕将其击毙,等待他入室,不过是希望不用枪解决问题,减少惊动而已。

王亚樵反常的做法使特务们大吃一惊,室外的特务不及射击,由于王纵身而起,室内的特务仓促中也没有打中目标,唯一奏效的是有特务将石灰抛中王的面部,王顿时目不能视物。

跳入屋中的王亚樵在空中即连续开枪,子弹打光人也倒卧在地,顺势拔出匕首滚入桌下,与王鲁翘等人斗在一起。

事后多年,王鲁翘依然评价当时王亚樵的做法是最正确的。他的凶猛反击一时压制住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军统特务,用匕首近身格斗使特务们因为怕误伤自己人而投鼠忌器,如果他留在后面接应的几名保镖能够及时赶来,大有翻本的可能。

不愧是暗杀之王啊!

遗憾的是王亚樵的保镖和他相比能力相差太大,毫无戒备,暗杀行动开始即被吴赓恕等人乱枪击毙,根本没能来接应他们的老大。

屋子里的格斗也最终结束,王亚樵虽然武艺高强,无奈寡不敌众,加上眼睛被迷住不能见物,在王鲁翘等人不顾自家死伤地猛击下身中四枪六刀,终于毙命。

以冷血杀手出身的王鲁翘,后来却能够在台湾警察局局长的位置上干得有声有色,屡破大案,可算也是突破了自己的限界,完全转换了角色。

王鲁翘在1974年死于车祸(刚才提到的李士珍也遭遇车祸,台湾怎么这么多车祸,连警察局局长都不免?),令人没想到的是,他的儿子后来凭借自己的干练和政绩,居然也做了台北警察局局长,这就是台北市前警察局局长王卓钧。

王卓钧能够做到这个位置,可不是依靠父荫,王鲁翘原来很不愿意自己的儿子继续干这一行,王卓钧的大哥就是当了大夫。但王卓钧自己对警察这个行当很有兴趣,老子也拦不住,只好随他去了。王卓钧在新竹破获台湾百年罕见的吴新华飞刀杀人狂魔集团案而崭露头角,那起案子,小王一口气砍了四十四颗脑袋,可算大有父风。

按照台湾舆论说法,王卓钧为人也很有父风,不畏上,不看人,腰板硬,善破案。他最爱晚上到各派出所,和普通警察一起喝老人茶,吃汤面,聊聊他们的辛苦和需求。他把自己这些部下称为“八千五百子弟兵”。偶尔还会陪要回家的警员喝一杯。如果要说他有什么个人爱好,就是到丹阳路的山东风味面馆,自顾自地吃家乡菜了。

或许,这是他父亲王鲁翘留下的传统吧。

忘记说,推荐王卓钧担任台北市警察局局长的,就是马鹤龄,今天台湾“总统”马英九的父亲。

而马英九在自己的新书里,也有一段有趣的回忆,当年他参加过保钓的学生运动,还对着日本特使的汽车扔过鸡蛋。这段事情他几乎忘记了,几十年后,遇到沈之岳,沈却对他说为了这件事“以前我们对你有些误会”,马英九才骤然意识到自己可能曾经为此上了调查局的黑名单。

好,话题回到了沈之岳。

三、打入延安之谜

沈之岳的传奇生涯,第一个高潮应该就是打入延安了。

为了考证沈之岳在延安的活动,我曾专门查阅有关史料。不过,大概因为延安对国民党特务的渗透一向对应有道,沈的脱身而去是件令人尴尬的事情,所以大陆史料中对此记载十分简单。

从现有记录看,沈当时是随教授萧致平到延安考察,自称中央大学学生,以随员的身份于1938年访问延安的。到达后沈伪装“进步青年”,要求留在延安得到批准。与此同时,中共在陕北的反特一号人物,边区保卫处长周兴(负责对所有进出延安人员的审查,管辖范围和权力极大,当时人称“周半城”)和副处长王范都曾亲自对其进行审查。沈之岳聪明的地方在于他并不追求毫无破绽,而故意给了周兴一个小漏洞来抓:沈自称河南人,可是却带有一些浙江口音。这引起了周的疑惑,直到某次找他谈话,沈从容自若地谈到曾随舅舅在上海居住几年,巧妙地掩饰了这个问题。这种欲擒故纵的做法让保卫部门产生了松懈,但依然对他在大学读书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但是由于戴笠预先花大功夫为沈在中央大学做了工作,他的所谓学生身份有充分的证据,所以保卫部门的调查结果完满。

以此,沈之岳通过审查,进入了红军大学学习,不久入党。

周兴,本名刘维新,原是朱德军官教育团的老底子,参加过南昌起义,智勇双全,曾多次破获在延安活动的国民党特务案。解放后担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政委,1975年病逝。王范是周兴的搭档,曾担任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但最终在“文ge”中开枪自杀身亡。

能蒙了这两位,沈之岳可算精干过人。这段记录,细细看来,其中却有一个破绽。

这个破绽就是,带沈之岳到延安的萧致平到底是什么人。

根据记载,确实曾经有一个萧致平访问过延安的,但这个萧致平,显然不可能带着沈之岳打进来。

记载中的萧致平访问延安,发生在1937年4月,时间上和沈之岳打进延安并不吻合,而且,这个萧致平也根本不是什么教授,而是国民党陆军的少将高参,此人曾担任过国民党军的团长、师长,屡次和红军作战,是个标准的军人。他是作为西北行营中央考察团的一员,和涂思宗等人一起到达延安,和共产党讨论国共合作问题的。有趣的是萧还有一次在作战中被红军俘虏的经历,派他去延安,也是国民党表示诚意的一种做法。

萧致平在延安的访问颇为成功,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同这个“老朋友”打得火热。

但是此后萧再也没有访问过延安。

会不会是重名呢?

按照原公安部部长王芳的说法,带沈之岳来延安的萧致平原来是北京燕京大学出身,后到中央大学任教,“当时不太有名”,又有说法萧早年和国民党情治机关有一定联系,所以他才会证实沈的身份,很可能是有意给军统一点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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