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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令人无语的婚姻观【www.4858com】

浏览次数:153 时间:2019-11-07

李新回忆录:因政治需要而篡改军史的两个事例

一大早到单位,群里已经炸开了锅。

亲历“因人废史”――因“批彭”而掩饰军史

起因是哥们在吐槽他母亲,疯狂的扭曲着他的婚姻观。当然这是有个社会背景的,我们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十八线小城市,这里有着低廉的工资以及不弱于大城市的消费水平。哥们的妈妈说了,要求不高,只要有编制,家里不管做啥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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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哥们本身是事业单位上班的,在这里算是还说得过去的工作,稳定轻松,正因为这样,他妈就锁定了目标,非得也是体制内了,教师,公务员,事业单位或者医生。在她看来,除了这类,其他的工作等于没有工作,企业又怎样,钱赚的多又怎样,都是有随时被炒鱿鱼的可能,那就不稳定,不稳定就免谈。似乎他们交涉的很不愉快,以致她说,你找你喜欢的也可以,结婚自己出钱,我们一分钱也不会出,也不会参加你们的婚礼,更别想帮你带小孩。哥们在群里说出这段话的时候真是一脸无奈,我们也是无话可说。

油画《平江起义》

我劝他,这也就是小地方,若是在大城市里,谁不往大企业钻呐,大企业福利好,钱也比体制内赚的多呀。哥们嗤笑一声,回到原点了吧,不是体制内等于没工作。

1959 年我们正在编写第二卷的时候,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无情的批判,随即在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倾”运动。这次运动来势凶猛,人民大学大部分系主任都遭受批判。刚从人民大学调到北京大学去的副校长邹鲁风因受批判感到委屈而自杀身亡。我们编书组当然也要检查“右倾”问题。好在全国性的讨论会刚开过不久,人们记忆犹新,虽有个别人煽动,终未掀起大的波澜。

差点噎死我。

编书组顺利地过了反“右倾”大关,但第二卷书怎样写呢?还是个问题。彭德怀在第二卷(1927~1937)中很重要,但不能正面出现他的名字,一出现就不能出版。

不单彭德怀不能出现,连平江起义也不能写。因为当时有人把建议写平江起义的历史看作是阴谋,是为彭德怀想夺权服务的。

怎么办呢?真伤脑筋!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彭德怀的名字不写,那么相应地在平江起义中滕代远、黄公略的名字也不写。

到第三卷抗日战争中,不写彭德怀的名字(他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只写总司令朱德的名字。相应地,一一五师只写师长林彪、一二○师只写师长贺龙,一二九师只写师长刘伯承,副师长一律不写。新四军也是只写军长叶挺,不写副军长项英,这样正好把项英这个难题也解决了。

但平江起义却不能不写,不写它,那红五军从哪里来的呢?后来红一军团又怎么写呢?想来想去,决定写红一军团时,说它是“由红四军、红五军合编而成的”。红四军前面已经写得很多,这里可不再写。

对红五军则采取补叙的办法,从平江起义一直写下来,顺理成章,只是像古代史书那样,加一个“初”字,表明是倒叙。这样读者一看也就明白了。

我把这一办法向编书组的同志们一说,大家都赞成,甚至鼓掌称善。不知哪一位下来对我说,你真是“用心良苦”啊!是的,我的心是苦的,也是良的,不管怎样想方设法以求出书,总不能连良心也丧失啊!

唉,怎么在历尽千难万险才缔造起来的新中国,写书竟是这样的困难呢?我们在革命中梦寐以求的自由、民主和幸福,怎么到今天成了这种情形呢?我感到痛心,但不能向任何人倾诉,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

高台考察――官修“西路军”历史的谬误

东湖大队的西面,不到十里路便是平原大队。平原大队有不少西路军当年失散下来的人,从他们那里知道不少西路军当时的情况。过去教党史时,就知道西路军是在甘肃高台地区被马家队伍打败的,现在既然来到离高台不远的地方,当然要去考察一番。

原来1936年,三路红军即将在陕北会师,党中央考虑到陕北地方小,人口少,而且地瘠民贫,难以养活这么多的部队,决定向外发展。于是首先进行东征。东征军对阎锡山作战虽然取得胜利,而阎却因此引来十万国民党中央军入晋相援。党中央为避免内战扩大,便回师陕北。

随后,又决定举行宁夏战役向西发展,希望通过宁夏,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取得远方的援助。后来宁夏战役计划没有实现,已经渡河的红军便称为“西路军”

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于1936年渡河,完全是为了打宁夏,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正式命令而行的,绝不是像《毛选》第一卷有关注解中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张国焘的命令”。

至于11月改称“西路军”,不但有中央军委的命令,而且有中共中央的决定。

我到高台考察时,对西路军的原委尚不清楚,这些事情是到80年代才搞清楚的。

我亲眼看到高台的一个集镇,据甘肃到新疆的河西走廊要冲,当年必是冲杀要地。但在平坦的公路上,除一些土墙外,无险可守。而马家军火力既占优势,又大部分是骑兵,来往冲突,红军虽无比英勇,终究难以抵挡。我根据地形地物和残垣废垒,想像当年红军顽强奋战的情形,既无限敬仰,又不胜感慨。

我弄明白了这次战斗是1937年3月的具体日期之后,心中又极为愤懑。

《毛选》中,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样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可毛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936年,他怎么能在1936年就预见到1937年西路军的失败呢?很显然,这是毛著编委们帮助整理成这样的。

我在60年代初曾认真研究过“西安事变”,看过几乎所有的有关档案。我知道当时党中央考虑的中心问题是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一切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的。

西路军的前进、停止、后退、再前进等等,中央都有指示,而这些指示又都是根据党的中心任务发出的。西路军除很短的时间失掉和中央的电讯联系外,凡能通电报的时候,都是按照中央的要求行事的。怎能把西路军失败的这笔账挂在张国焘的头上呢?

尽管张国焘的错误很多,“罪该万死”,也不能如此对待呀,更何况西路军有两万多人呢!无怪乎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和西路军所有的同志都对此始终不服。直到80年代,这一问题的真相和是非,才在徐、李和陈云反复坚持下,大体上搞清楚了。

对于党内斗争如此的复杂而残酷无情,我此时才有所领悟。但我不能对他人讲,只和黎澍一个人交换过意见。

1938 年我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时候,就见到不断有从兰州办事处送回陕北的西路军战士(那是由谢老觉哉和朱绍良交涉的结果),他们谈起西路军作战的艰苦和英勇,都很令我钦佩。后来批判张国焘,我因此把他恨入骨髓。

但到了我研究西安事变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之后,我的思想开始有所变化。以至这次到高台实地考察,我才发觉对西路军问题应该重新考虑。所以到了80年代,我的研究生陈铁健发表《论西路军》时,我完全支持他的观点,因为那是实事求是的、无可非议的。

历史唯物咋就这么难:阎仲川谈《四野战史》编纂遭把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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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仲川(1922——2002),河北正定人。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冀中军区司令部1科参谋、晋绥军区作战参谋、东北军民主联军司令部1科副科长、中南军区司令部1科科长。建国后,曾任广州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广州军区参谋长、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兼总参作战部部长。

1983年按正兵团职待遇离职休养。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2002年6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四野战史出台了。在编写过程中,我被领导坚决排除在外。但由于我从始至终参加了这一战争阶段的全过程,并得知编写过程中间曾有争论,因此总是摆脱不了对它的关注。

四野战史的编写者们,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经过了辛勤的劳动,功不可没。但对著作读过之后,总有些不满足感,甚或有些疑虑,觉得这中间好像回避了些什么。特别是初入东北到四平撤退这一重要历史阶段,是情况最复杂,对尔后的全局影响最关键的时期。问题也主要发生在这一时期,有争议也主要在这一时期,但是四野战史中一点也看不出来。

个人认为,把发生的问题,把是是非非摆出来,把历史作个实事求是的交代,总是应该的。因为只有反映历史的真实,才有历史的实际价值。

现将自己对这一段有关问题的认识,和编写过程中有争议的几个问题,凭自己一孔之见,陈述于后。

回避和篡改历史都是不应该的

东北解放战争初期一段时间内,在领导层,在广大干部和部队中,对形势的分析,对工作重点的确定,对作战的指导,以及其他方面,确实存在着分歧。

这些分歧首先表现在工作部署上,一般即城乡问题。即把主要依托首先放在保守大城市,还是到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去创造根据地,这就直接关系到作战指导方针问题;再即是由盲目的和平幻想而产生的享乐思想与只有艰苦创业才能站稳脚跟的指导思想之间的分歧,即和战问题。这和前面的问题又有直接联系,由此派生出部队建设、战役战斗的指导等等的不同的作法和不同要求的问题。

战史中对这一段未作深入明白的阐述。据知,当时主持战史编写的主要领导有一种观点,即战史不是党史,战史主要是写军事活动,涉及东北局的问题是将来写党史的事。这种说法个人认为,是站不住脚的。说白了,只是一种有意回避矛盾的借口罢了。

实际上,现在写成的[四野]战史,也并未遵循这一划分,还是有倾向性地有选择地大量引用了彭真同志用东北局名义发出的电报。知情人看后,使人不由得产生疑问,这是历史的真实吗?

尽人皆知,当时东北是个新区,几乎一切工作都得从头开始。群众没有发动,土匪遍地,我调入东北的部队,来自四面八方,到达的先后又参差不齐,建立有效的指挥系统需要一定时间。一进入东北,就要和强大的敌人进行困难激烈的争夺,仓促应战,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十分明显。而战场的胜负进退,又直接关系着所有工作的进行和安排。

形势严峻多变,工作千头万绪。为了改变局面,争取早日站稳脚跟,当时首当其冲的中心任务是根据地建设。根据地首先建在什么地方,建设的快慢,又关系着东北的前途,对军队的发展壮大,军事上逐步争取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东北局和军队在组织上是实行的一元化领导,两者是不能分割的。要想把当时问题说清楚,对东北局主要领导的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

关于这一段的分歧和争议,战史编写领导小组意见不能一致。经请示上报,军委作了批复,其中全党最权威机关的一件复文,是批复的主要依据。其中字里行间表达了同意战史中的写法。以下一段文字,表达了该批文的主要观点:

“我们今天写史,只能依据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的事实,客观历史是怎样发展的,写出来的历史必然是怎样的”(这是对的,应该如此——笔者注),“不能依据后来探索演变形成的比较完善的方针和部署(那是适应变化了客观形势的方针和和部署),而责难前面探索过程中提出过的某些不同看法和作法,不能‘以果逆因’。”意思是现在提出这些分歧和问题,是‘以果逆因’。

实事并非如此。东北当时存在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有反映有斗争,决不是什么“以果逆因”。因此,不如实反映,则将违背历史的真实。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现将有关情况详细介绍于后。

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分歧,首先源于对形势的分析。当时东北局主要领导,由于对基本形势缺乏正确的判断,对苏方可能给予我们的帮助希望过高,对战场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同时还认为东北地区离开大城市就很难生存,因此便产生了挡住敌人进攻,首先占领大城市的观点。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当时主张首先占领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艰苦创业先站稳脚跟,再逐步夺取胜利的观点是对立的。当然,对这个问题,也要作客观实事求是的分析。

刚一进入东北,对陆续到达东北的干部,彭真同志曾多次作过动员报告,主题是“独占东北”。声言,国民党来十万,我们现有三十万,三比一,必操胜算(那时的三十万,除老区调入尚未到齐的十多万人外,其余二十万都是新发展的部队,成分复杂,并无战斗力,后来形势一紧张,不少部分叛变为匪)。

当时,“独占东北”的口号,开始是中央提出的。作为东北局的主要领导,不作具体分析,一派乐观情绪,是天真的妄想的。我听过这个报告,也问过不少人,他们也听过类似的报告。这种情绪,确实影响了不少干部,也直接影响了最初一段时间各方面的工作。

一个多月以后(10月底到11月底),山海关、锦州相继失守,沈哈大城市及中长路沿线,苏军要交给国民党接收,形势已经很清楚,占领大城市已无可能,工作重点应坚决及时地转移。从战史看,似也作了一些交代,也引用了东北局彭真同志发的几份电报,和各地剿匪发动群众的成果,而且还划为一个阶段。但是,实际上工作着眼点仍然在想着夺取大城市。1945年12月5日,东北局主要领导曾电报中央,同时南北满和前指通报。欲乘苏军撤退之机,集中五万军队【注:彭真给中央的电报称“三万兵力攻沈,一万威胁长春”“先占沈阳,再夺长春”】夺取沈阳。这个计划当即被中央和东北局的高张所否定。他们对东北全盘工作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十分全面十分明确而且正确的建议。

12月28日,中央下达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据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这是接受高、陈、张的建议拟就的。这是一关于东北问题的纲领性文件,本应下大力部署贯彻,但实际上东北局只是作了一般的布置。

从1945年12月至1946年3月底,几个月间,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迟迟不想离开沈阳,后被苏军强制撤离。先是从沈阳市中心撤到铁西区,后又从铁西区撤到本溪,2月从本溪撤到抚顺,只是围着沈阳打转。最后,重回沈阳已无可能,才一步步地向北转移。四平、长春撤退之后,东北局撤至哈尔滨,到这时占领城市的设想已一步步落空,彭真同志才不得不承认“我前一段没有搞好”,表示愧意。

这一阶段,干部力量的投入,主要仍然在沈阳及其周围,战史中提到说这是正确的。如果说这也是正确的,那就无异于否定了当时对这个问题正确的批评意见。这样评价,实际上是说,准备占领大城市的方针是没有错的。这一段,干部力量的大部分投向了沈阳和辽宁地区(主要在沈阳和各中等城市),这里很快被敌方占领,不但建不成根据地,干部还受到了相当损失,这既失掉了时间,又损失了干部,这才是历史的事实。

这中间。1946年1月底到2月初,又受和平谈判的影响,认为东北和平很快就会到来,东北局曾向中央建议,尽量在中长路沿线,特别是沈阳以南少丢一些地区,中央同意了这个意见,这更加影响了工作重点转移的必要性。

到1946年3月底,全国和平谈判。最后要解决东北停战问题,中央对东北的战略要求,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提出要东北我军,攻取长齐等大城市,要保卫四平,保卫本溪,打四平、本溪保卫战,提出这是东北最后一战的口号。四平保卫战激战月余,被迫撤退时,还要求坚守公主岭,把长春变为“马德里”等等。彭真同志以东北局名义,全力执行了这一决定。包括最后一战的口号,都曾不留余地地作了布置。当然,当时在东北主要领导层内,对此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后面有关四平保卫战问题将详细述及。

彭真同志由于对战争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对部队情况陌生,对军队建设缺乏应有的经验,对新部队满足于轰轰烈烈的发展,对潜在的危机并未及时察觉(当时的号召是发展一个连当连长,发展一营当营长,发展一个团当团长),对部队肥皂泡似地迅速发展,盲目认为形势大好喜人,实际上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结果情况一变,带走武器装备为匪。攻城掠地,杀我干部,后来还要派主力部队去剿灭。彭真同志为了照顾山头,对新老部队合编犹豫不决,后来形势变化了,新部队的问题大量暴露,迫不得已,才进行了新老合编。

从关内进入的老部队,这时处在最困难阶段。不少部队,根据先到东北的一些同志反映的情况,说东北有的是武器可以补充,中央决定把武器留在了关内。

结果到后,情况有变,武器弹药并未及时得到补充。东北的初冬,已是十分寒冷,衣服鞋被,十分缺乏,甚至一日三餐都难以为继。战斗任务频繁,伤员无人抬,无处安置,兵员得不到补充。部队和当时的前指,频频向东北局求援,但得不到回应。前指向中央有个报告,说到几个月中间,除派了一架飞机,给送了三百万新东北币,在新区根本不能使用,除此外再没有得到过起码的支援。

最主要的是在长达数月的时间内,彭真同志对东北形势的估计,对全盘工作的考虑,没有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对中央的指示,不管是带根本性的或临时性的,只是照转,作一般的传达布置。他抓不住工作重点和要害,不分缓急轻重,一天忙忙碌碌,事务主义,表现了缺乏驾驭整个局面的能力。关于这一点,在彭真同志调离东北回中央向毛主席述职时,自己承认是事务主义。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彭的这一段工作,有一个谈话,说得很中肯,很明白。

据说还有一段没有写入文字的话。大意是彭真说他那一段的工作,都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办的。毛主席说,都是根据中央指示,那派你们去干什么!

在编写《辽沈决战》一书概述时,陈云同志对此点也有过中肯的评价。提到“当时的主要领导同志缺乏战争经验,缺少根据地的经验,特别是缺少战争失败和丢失根据地的经验。”

东北局撤到抚顺时,一部分主要领导开过一次小型的东北局会议,就当时存在的一些问题,发生过很激烈的争论。据反映,12月28日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前指曾向部队主要干部传达,还受到林枫同志的批评,说是“泄露了机密”。

东北解放后,第四野战军进关前,东北局在沈阳开过一次会议,会后有个《决议》,对进入东北初期九个月的工作进行了分析,对东北整个工作作了总结,并对今后工作作了布置,报告中央,中央批复同意。从上述情况中可见一斑。

当然,对这段历史上的问题我们作客观的分析,还是按毛主席说的,因为时间不长,算不上什么路线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问题当时就受到东北局很有分量的一大部分同志的抵制。因此没有造成灾难性的危害。但是由于当时彭真同志处在东北局第一把手的位置,这些是是非非对工作产生的影响也是举足轻重的,因此,还是如实反映为妥。

这决不是什么“以果逆因”,或对前人的求全责备,而是为了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

四平保卫战之后,实行了战略撤退,中央果断地调整了东北局的主要领导。利用短暂的休战时间,召开了东北局会议,总结了半年多以来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总结了以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并下最大决心,全党、全军集中主要力量,解决东北当时最迫切最关键的问题——根据地建设,从而开始一步步走向胜利。

平津战役后,南下之前,四野师以上干部在香山开会,也请彭真同志到会讲了话。我记得当时他说:“东北时期,我工作有错误,林罗的领导是正确的。”当时我觉得,这个首长还真有风格,东北这一段遗案,算是可以告一段落了。

不料几十年后,东北当时的一些主要领导,大部分已经作古,有的后来还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对过去这一段历史,现在要诉诸文字,正式公开于后世,问题便出现了。尤其是这次写战史,更出现了一些不大正常的情况。不能不使人深感忧虑。

据我所知,早在几年前,撰写《辽沈决战》一书时,由陈云同志组织张秀山、王首道等几位同志写一篇综述。在撰写过程中,陈云同志作过许多重要指示,并对原稿亲自审阅修改。对这个综述,彭真同志看后有意见,他亲自组织人写了篇《东北解放战争头九个月》。这两篇文章被送到邓小平同志处审阅,这实际上是给小平同志出难题。

1986年12月10日中央办公厅通知张秀山,称邓小平同志对彭真的《东北解放战争头九个月》和《从进军东北到全境解放战争综述》两文的报告指示:“我同先念、陈云同志商量,这种问题不要再扯了,两个文件(《综述》和彭真的《东北解放战争头九个月》)存档,但都不要发表”。

小平同志的这个表态,是想把问题挂起来。实际上小平同志确也很难,既不能说张秀山等人写的综述不对,也不能像毛主席那样批评彭真,只好挂起来。

但后来彭真同志的那一篇文章,经过简单修改,在《辽沈决战》续集中作为头篇文章发表了。另一篇综述,则遵照中央的决定,至今仍在封存。《辽沈决战》一书,在写综述的同时,由韩先楚同志组织苏静等同志写了一篇有关军事问题的概述。此文章经韩先楚同志找作者逐字逐句推敲,并邀请在京的各纵队老同志集体审查通过。彭真同志看后有意见,对其中引用“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提法,说中央没有这个指示,说对四平保卫战和中央的评价不一致,是错误的,必须作重要更正,否则不准出版发行。对这篇文章主持者苏静同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幕时节,几个同志还对苏静同志进行追究指责。

辽沈战役纪念馆门前,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字句,是三省领导共同商定的。彭真同志也不同意,最后勒令把石碑拆毁。

1994年开始写四野战史,陈云和彭真两人担任总顾问(知情人说,彭真是自荐当总顾问的)。未等战史写成,陈云过早作古,从此便只剩了一家之言。书稿的解放战争初期阶段,是由沈阳军区负责的。彭真同志特别关注这一阶段,曾派秘书刘精蒲到东北坐镇。刘在此指手划脚,规定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而且只能照他的意见办理。

在这期间,东北曾有一个知情人给我打电话说:看来,这部战史将来要重写了,某某大人物,派来秘书,在编写组说我们写的不行,一定要按他的意思写。

后来在北京审稿的会议上,沈阳军区编写组同志在会上发言,证明了是这么回事。派出的秘书,从沈阳军区编写组到军事科学院,直到最后领导小组审稿会议上,全程插手,这位同志在军事科学院战史编写说明中还受到表彰,可见其干预之深。

最后审稿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组长洪学智态度极不正常,把提意见的人诬为“胡搅蛮缠”,后来发展到苏静、刘振华两位副组长认为洪一意孤行,严重篡改历史,感到自己承担不了这个历史责任。向中央报告,要求辞去副组长职务。

苏静同志在1961年至1963年,曾在罗荣桓元帅亲自指导下,在空军刘亚楼司令主持下,领导一个写作班子,写了几年战史,其中的编写提纲,主旨要义,均经罗帅审阅过。而且他是四野领导机关从始至终参加了战争全过程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也是最了解真实情况的,可以说,他是在战史领导小组内最有发言权的一位领导。

苏静同志在近一两个月的时间里,他翻阅资料,准备争论,找人取证等,的确操劳过度,加之受到非礼待遇,心情十分不愉快,不久便一病不起。在病床上,还念念不忘战史中的争论,对出现一些不正常情况,表示愤慨,对一些人的做法,表示鄙视。

直到临终前,还嘱咐子女们,要好好学习,对历史负责,在战史出版时,在战史领导小组成员中不要署自己的名字。

会上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对“七七决议”的看法和评价,是否有“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中央指示,以及对四平保卫战的评价等问题。现将苏静同志的几次发言稿附上,比我在这里重复更权威,更具说服力。

会上,彭真同志另一位秘书的发言,道出了问题的真实目的。大意是,过去几十年,彭真同志一直在受批判,毛主席在世,不便说话,现在是时候了,该说清楚了。这才是引起争论的真实背景。

出书和争论之际,彭真同志也已去世。个人认为,他老人家不该如此对待历史定案。现在阐述这些事情,只是想提醒作为党史军史的研究人员,如何根据大量的史实资料,作出既对得起先烈,又能够对后世负责的结论,这是作史者的职责。

有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问题

中央有没有一个文件提到这八个字,两句话?从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到这次写四野战史,就成了有争论的问题。近几年,这两句话就在“有”“无”问题上,弄得扑朔迷离,不知所以。

据我所知,这两句话,最先用在毛选四卷《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注释上。这个注释是当时四野战史编写室代为拟写的。根据是从中央档案馆抄录来的中央文件中摘录的。这份文电是当时中央发给重庆代表团的,也发给了东北局。代写的注释被采用,从此公诸于世。当时采用这两句话,主要是它十分形象,十分明了,而且比较通俗地表达了当时东北工作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和毛主席后来所写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从此这两句话便被各类文件和著作中大量引用,延续几十年,上从毛主席,下到东北广大的黎民百姓,几乎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在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时,筹划在纪念馆门前用这两句话作碑铭。《辽沈决战》这本书,头篇韩先楚同志的文章中也用了这两句话。

这两件事,均遭到了彭真同志的坚决反对,理由是中央没有这个指示,没见过中央指示中有这两句话【注:据查文电,陈云在东北局“抚顺会议”前曾致电彭真:“东北局是否已经下决心放弃大道,占领两厢?”。又如苏静所述:我们又没去过重庆、延安,中央没有这八个字,我们怎么会知道?】。当时彭真是人大委员长,似乎权力可以决定一切。故而他说没有,就是没有,一言九鼎。碑嘛,只有撤掉。文章嘛,一定要发重要更正,否则不给钱,不准发行。一切只能照办,这样才总算过了关。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两句话也就由“有”变为“没有”了。

事情的发展,使人莫名其妙。就在辽沈纪念馆开馆不久,1998年10月出版的《辽沈决战》中以彭真名义撰写的头篇文章,居然又引用了这两句话,原文是:“11月22日(按系1945年——笔者注)中央电告在重庆同美蒋进行谈判的周恩来:一彭林电戊酷友方通知他们,长春路沿线及城市交蒋,有红军之处,不准我与顽军作战,要我们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之外,以便蒋军能接收,他们能回国。彭林未答应。我们已去电要他们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告诉我,说彭真承认,当时中央有这两句话,时间久了,可能记不清了,所以说没有。

两句话、八个字从“没有”又变成“有”了。

不料这次写四野战史,又为此引起争议,一定说没有这个指示,在四野战史上不能出现。并说,因为没有这个指示,再版的毛选已经在注释中把这两名勾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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