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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毛泽东称长征中红军唯豆蔻梢头的外国债务是怎

浏览次数:66 时间:2019-11-07

游击战并非抗战时期中国所独有。国外早有游击战的成功案例,国内的十年内战时期,中共也在各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但在抗战时期,由于当时特殊的军事政治形势,游击战获得了非同一般的地位,上升到战略和政略高度,成为战争史上独特的案例。而这种战略地位的奠定,是中共在战争指导中不断摸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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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着名作家和记者哈里森·索尔滋伯里在完成其名着《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后,感慨地说:“一九三四年中国革命的长征却不是什么象征,而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不是战役,也不是胜利。它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是为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的一次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场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书写长征的着作和文章,记载的多是高层的人和事,漫漫征程上普通战士跋涉、奋斗的事迹,多被宏大的历史叙事所忽略。可正是他们才真正体现出红军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正是他们创造了这部“人类伟大史诗”。

战争伊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提出并竭力强调游击战的方针。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给北方局的指示要求:“立即在平绥平津以东地区开始着手组织抗日义勇军,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

路工当红军

平津相继陷落后,中日间一场大战已不可免,8月1日,洛甫、毛泽东致电在南京的周恩来等,要求其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红军的作战原则如下:

红一军团突破封锁线后,来到江西宜章的白石渡,这里是粤汉铁路的必经之地。铁路刚刚在这里开工,聚有许多来此打工的湖南农民。他们来此迫于天灾,原指望挣点工钱,回去养家糊口。可工头却从来不发工资,遇有天灾害病,工人只得活捱,倘有体质弱的人,只能活活等死。他们住得是用松树搭成的窝棚,一棚要住二十人上下。

“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

红军看到了他们的革命性,派出扩红突击队,深入他们之中去,一面做宣传工作,一面救济穷困工人,给他们发放谷米和猪肉,发放衣服物件。有工人急欲回家的,还给他们发了路费。很快,工人们三五成群地来到部队,纷纷要求当红军。一些年纪大的工人为不能参加红军而叹息:“可惜我老了,不然,我也要参加红军,跟着你们一道走。”他们说:“我活到这样大的年纪,从没有看到这样好的队伍,从没有看到这样真正为老百姓谋利益的队伍,你们一定要成功的啊!”

“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

童小鹏在他的文章《粤汉路旁》中写道:“扩红突击队带着五六个新战士回来了,大家都亲爱和蔼的招待他们,向他们宣传呀,给饭吃呀,打水洗脚呀,送慰问品呀,拿衣服给他们穿呀,弄得新战士应接不暇。一大群穿得衣服褴褛的工人,一下子就成为穿上新衣服的新战士了。正在大家商量如何再去扩大红军,争取竞赛优胜的时候,忽然煮饭的老黄炊事员带着一个工人,高兴得不得了,走了进来:‘哈哈!你们看我也扩大了一个新战士,成分还是工人呢!’本来整天辛苦的炊事员同志能扩大红军,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为着更提高他的热情,大家都齐声称赞‘好!老黄真努力,再去扩大几个!’他得意的走了。

8月10日,毛泽东致彭雪枫的电报中告诫彭与各方接洽时称:“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以致失去其长处。”

…………

中共最初提出游击战时,华北战场还有大批中国正规军存在,此时强调游击战,更多在于突出中共武装的独立性,将中共武装的战场功能定位于侧翼配合。而随着战争的进行,毛泽东很快意识到华北战场正面抵抗势难持久,游击战将有可能成为中共在华北持久抵抗的不二法门,对游击战的判断已经逐渐向着战略方向提升。

休息的一天很快的就过去了,第二天经过宜章县,仍向目的地前进。因为昨天各部队都扩大了很多新战士,队伍已排得更长了。”

在1937年9月25日发出的一份指令中,毛泽东写道:

二师渡乌江

“甲、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乙、除山西部署已告外,应令河北党注全力于游击战争,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威,发动全华北党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丙、为此目的,应着重于高级干部之分配及独立领导的党政军集体机关之组织。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为此目的,红军应给予一切可能的助力。”

负责强渡乌江任务的是红一军团二师。乌江素以天险着称,为遵义的天然屏障。江面宽约250米,深不可测。水流湍急,水温仅有10度。两岸尽是陡峭的山壁。新年元旦的那天,二师四团团长耿飚化装到江边侦察,发现江对岸敌人密布岗哨,工事坚固。这么宽的江面,如没有渡河工具,那是插翅难飞。二师立即赶制竹筏,同时挑选出习于水性的18人,派他们游水过江,以扰乱敌人的警戒,掩护后续部队强渡。

可见,就毛泽东的思考方向言,游击战不是零散局部的战斗行动,而是整个的党、整个的军的中心任务;游击战不仅仅是群众性的战斗行动,更需要正规军的投入;游击战不仅仅限于军事意义,还具有政略意义。

第二天9时左右,18人中的8个勇士,每人各备驳壳枪一支,奋然跃入江中,带着架设悬桥的绳索,向对岸游去。江宽水急,人虽游至对岸,可绳索怎么也拉不过江。只得以竹筏强渡,竹筏至中流时被敌击沉,强渡无功而返。当夜,又组织第二次强渡,将单层竹筏改为双层竹筏。四只竹筏同时强渡,三只被江流阻回岸边。三连连长毛正华的第二筏划至江中后也没有了消息。偷渡仍然无效。

虽然毛泽东要求把游击战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华北,但对把八路军主力投入到华北前方,多少还存在一些担忧。并且,1938年初毛泽东一直担忧日军会对西北有大动作,判断“敌之企图在一面攻陕北,一面攻潼关”,对西北一直持高度警戒,相应地对华北也无法放手。这时,他的决心最大限度的表达是:“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山西山地纵横,符合毛泽东实施山地游击战的要求,而其背靠陕甘,进可攻退可守,也让中共部队在局面全面恶化时,可有退路,这是此时毛泽东选择山西作为战略展开地区的主要考量。

第三天,强渡继续进行,当竹筏划至中流,只见从敌人工事下的石崖里,跳出几个人出来,向着敌人一阵猛烈扫射,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落荒而逃,竹筏这才顺利地登了岸。这些接应的人是谁呢?

1938年3月前后,毛泽东不断致电前方,反复提醒要保持八路军前后方的纽带关系,同时观察游击战作为一种战略的可能性,还没有下定决心投入主力开展大规模敌后游击战。3月3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强调:“八路主力留晋击敌,后路必须在黄河、汾河不被隔断之条件下,否则对于整个抗战及国共关系是非常不利的。”他担心的关键问题在稍后的电文中说得更清楚:“在敌人后方创设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要把此事看得很容易,不要以为数十万正规军能在华北一隅长期作战。”

刘亚楼在《渡乌江》中写道:“毛连长于二日晚偷渡时,率战斗员四人登第二筏,这个竹筏不知怎样竟然靠了彼岸。在他们登了岸后,总是望着后续再渡,却都不见来……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毛连长只得等着机会来动作了。……五个英雄战士就大家围在一堆,在这江水浩浩,冷水袭袭的乌江边石崖下过了一夜。”“第一批强渡的十几个战士与毛连长等会合了,在占领了敌军士哨抵抗线后,继续向敌人排哨仰攻,连接几个手榴弹,在轻机枪掩护下,刺刀用上去了,敌人排哨抵抗线夺取了,一个排死伤过半,往上塌去。”“天险的乌江,就这样的被突破———首先过去的,只有二十二个红色英雄。”

不得已时将红军主力撤回黄河以西的想法在3月底仍然没有改变。24日,毛泽东提出:“战争形势的发展,八路军主力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有转移地区作战的必要。”29日,在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报中有更明确指示:“依此时敌我情况,河南、安徽、潼关、西安乃至武汉有很快发生严重变化的可能,同时敌确有进攻陕北在政治上打击共产党之计划。因此,刘师徐旅两部宜位于同蒲东侧,依太岳山脉为根据,发动民众,袭击同蒲路,配合林贺两师,打击晋西之敌,并便于向西转移为合宜。”

巧渡金沙江

就在毛泽东不断提醒要保住后路,准备西撤时,中共试探性进入华北平原的武装力量出现出人意料的大发展局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面临着一个把握战略机遇的关键抉择。

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红军兵分三路,抢渡金沙江,一路以一军团为左纵队,以龙街渡为渡江方向;二路以三军团为右纵队,以洪门渡为渡江方向;三路以军委纵队和五军团为中央纵队,以皎平渡为渡江方向。三路人马以最强的急行军速度,赶往各自的渡口。一军团和三军团各自赶到龙街渡和洪门渡,都因没有渡河工具,而被阻在金沙江畔。全军焦急的目光一下都集中到皎平渡,聚焦到中央纵队。

刘伯承率领中央纵队干部团三营化装成国民党军,乘守敌疏于防备的情况下,弄到了两只船,当即就把一排人送过江。过江后才知道,川军在皎平渡并没严加设防,仅有一个收税的厘金卡。当红军战士冲进厘金卡时,酣睡中惊醒的川军士兵们,还以为是神兵天降。红军战士很快就找到刘文辉封江的四只船,连同原先的两只船,现在已经有了六只船。千军万马全靠六只木船渡过天险金沙江,不是亲身经历,确实难以置信。1936年,陈云以廉臣的笔名发表《随军西行见闻录》,文章说:

“我曾见赤军总司令部及共党中央委员会派有共党高级人员组织渡河司令部。一切渡河部队均须听命于这个渡河司令部。……每船有号码。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标明座位次序。不得同时几人上船,只得一路纵队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司令员,船中秩序必须听命于这个司令员。……赤军之组织能力,除表现于组织秩序外,而同时极好地组织船夫。船夫第一天只有十八人,后闻增加至二十七人。工人之所以能增加,由于赤军渡河司令部除派共党干部进行宣传工作外,并优给工资。闻每天日夜工资现洋五元。工人中大部吸鸦片,赤军则命人烧云南鸦片一大锅,随便由工人抽吸不算钱。且日夜进食六次,每次杀猪。而共党指挥渡河之人员,则每餐之蔬菜只吃青豆。……并闻渡河以后,共党即毁船,船为当地彝家领袖金土司所有。但念船夫生活暂时将绝,故每人除工资外,各给现洋三十元及几斤鸦片,因此船夫中有大部对赤军由好感而随军入川者。”

当薛岳率领追剿大军赶到金沙江边时,红军早已不见踪影。国民党在台湾所编的战史这样记述:“共军人枪虽少,但行动极为灵活,一路向西窜进,国军既拦截不到,亦尾追不及,迄5月9日,于武定以北地区渡过金沙江,其先头部队已到达西康之会理,追剿军正分途向金沙江南岸推进。黔滇地区之追剿作战,于焉结束。”

藏民的麦子

红军的队伍得到扩充,可在过草地时由于缺少粮食,队伍仍在生死线上挣扎。最后一颗粮食都没有了,只能靠吃树皮和草根充饥。许多战士食用有毒的野菜后,上吐下泻,甚至丢失了性命。野菜草根找不到,只得将身上的皮带、皮鞋,甚至皮坎肩和马鞍子,和着水煮了吃。“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再这样下去,红军是无法走出险象环生的草地。生存变得尤为重要,红军司令部下达了命令,要求每个人要寻找到30斤粮食。在藏区波罗子的一户人家,他们终于找到了粮食。童小鹏在《波罗子》中写道:

“楼上楼下,房前房后,草里面,牛粪中,神龛下……到处找遍了,总没有看到丝毫痕迹。

突然老曹在牛栏里喊了起来,他高兴得要死,要我点火去看。火点去时,果然发现牛栏中间有扇由石头新砌的墙,上面糊的泥巴,似乎是没有好久的。走到外面看,这牛栏的外墙是很大,而它里面的空间很小,这就是里面有秘密的很好的表现。把那新墙拆开时,的确里面埋满了东西。

我们高兴得跳起来了,大概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高兴些。很多同志也被我们这一高兴的声浪吸引过来。大家都带着不甘心的态度说:‘你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也去找一个吧!’

走进去时,真是手忙脚乱,不知道搬哪样东西好。几口大铁锅盛着小麦、大麦、玉蜀黍、黄豆、豌豆,特别感兴趣的便是红辣椒。这是很久未曾尝过的宝贵食味。”

民以食为天,红军也不能例外,再说空落落的村子,红军也失去交流和协商的对象。“那一带的藏民当然是跑得精光,粮食大部分搬走了。剩下的一点吧,先头部队那还会讲客气的。所以我们到那里的时候,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吃饭问题。在这种困难环境下,有钱买不着东西。为了保持部队有生力量,只有不顾一切,‘割麦子去!’要晓得麦子是藏民的,麦子又熟了,藏民不在家,等待他回来吗?那只有饿死,等不及了。麦子不割了吗?也是会掉落地上生芽的。此时不能不把从来没有违反民族政策和群众利益破坏了,自己动手,不讲客气的大家都割起来了。”王辉球在《波罗子》写道。

长征胜利地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对此深感内疚,他曾对斯诺说:“这是我们惟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藏民的粮食而欠的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新中国成立后,这件事仍然深深地印记在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心中,1952年7月21日,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重提旧事,他说:“红军北上,在那里是把他们搞苦了,这在当时是为了保存红军,没有办法,把他们的粮食吃光了,他们吃了很大的亏,要在具体利益上向他们赔偿,真正从经济上帮助他们得到利益。”

坐筐过绳桥

1935年6月14日,中央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红三军团担负中央交予的维护交通,与红四方军会师的任务。彭德怀亲自率领十一团,翻山越岭,晓行夜宿,来到维古。这是个依傍高山,面临大河的村庄。河上的桥已被破坏,隔河而望,红四方面军的队伍正向这边走来。双方虽是面貌可辨,可使尽力气喊话,对方仍是听不清楚。急中生智,他们互掷石头,在石头上缠上字条,相约在这里架设悬桥。听说在上游以念有一道桥,彭德怀又来到以念。这里的绳桥也受到破坏,上下两条绳,只剩一条,河的对面就是红四方面军,双方仍然沿用维古的方法,向对岸掷石头。张爱萍在《隔河相望》记录到:

“十余分钟以后,接着这样的一个字条:‘我是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之一部到达了’

‘我们是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署名彭德怀的字条,从我们这边掷过去了。

联络是取得了,然而,不能讲话,也不能从河渡过来,仍是隔河相望着。

一个绳桥渡人的筐子,用细小的带软性的树条编成的筐子,在河岸的树林中找到了。于是四方面军的一个同志,坐在筐子里将筐子拴在绳子上,从河对岸一推,渐渐地,从一条绳子的绳桥上,荡过来了。首先便是徐向前同志———四方面军总指挥,以后也就照样地一个一个又一个的渡过来。

过两天,维古的悬桥经红军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对岸架桥,终于架成功了。

红四方面军的队伍,一队一队的连续不断地从这悬桥上渡过来了。”

吃上盐油肉

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到达甘肃宕昌哈达铺。毛泽东说:“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下了岷山,与雪山草地相比,恍如霄壤之别。看到了村庄,看到了炊烟,看到了人群,人群中有汉、回族人,他们都笑嘻嘻地迎接红军。 杨定华在《从甘肃到陕西》中回忆到:

“部队进入宿营地之后,一切小贩买卖在我们周围都陈列起来了。为避免买卖拥挤起见,各部战士都只派出采买员去购买东西,而且买卖都用现洋。群众觉得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又公平,这样多的人马一点不感到嘈杂麻烦,都感到有点惊奇。

在这里更有意思的是几位汉、回农妇对于红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战士,她们觉得这些女战士言语行动明明是女子,但细看她们穿着戎装、麻鞋,又缠上绑腿,配着手枪,雄赳赳地又引起她们怀疑。于是几个农妇格外亲热地牵着一个女同志向他们家里跑,一回儿所有女同志都被当地回、汉农妇牵到他们家里了。因为她们对女同志是男是女还抱一点怀疑态度,所以向女同志‘执行检查’。她们向女同志胸前一摩,触着两个乳峰,自然立刻可以肯定是男是女。红军同志当时弄得莫名其妙,大家哗然一笑,然而那些‘执行检查’的农妇们则更进一步亲热,请那些红色女战士上炕(北方睡土炕,凡有客人来了都请上炕,但女人的炕只请女客)。女同志不仅被请上炕,而且被农妇请吃了很好的晚饭呢!我想这不仅是因为女性与女性之间有更亲切的关系,而且是因为她们对万里长征的女战士确抱着无限羡慕和敬仰。

一般的战士们虽然没有农妇请吃晚饭,但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和白面、盐、油,与雪山草地吃野菜、青草,数月不尝盐油之味的情形比较起来,你想精神上是如何的快乐啊!如果形容起来,真有点像困于囚笼之鸟儿,一旦逃脱而翱翔空中一样。”

红军继续向陕北行进,由于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由于秋毫无犯的纪律,沿途都受到群众的欢迎。在“鸡鸣听三省”的甘肃环县,红二、三纵队就住在老爷山的庙宇里。红军虽然住在庙宇,但是绝对尊重宗教自由的原则,对神佛塑像多加保护。不仅是老爷山,凡是红军足迹所及,无不受到佛教徒、回教徒、天主教徒、耶稣教徒的欢迎,他们甚至直接为红军服务。仅举甘肃一省为例,初步算来就有成千的回教子弟加入红军。红军是无神论者,可并不因此而忽略加入红军的回民,特意将他们集中编制,继续回教的风俗习惯,诸如不吃猪肉和念诵经文等。除此之外,红军中还有不少天主教徒和耶稣教徒的战士,他们多是红军中的医护人员。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1935年10月7日,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跨越六盘山,这是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毛泽东欣喜的心情难以言表,故吟哦而成以上《清平乐·六盘山》。走下六盘山,他对身边的人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是啊,红军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自此,中国革命以陕北作为落脚点和出发点,将以此而开始中国革命的更加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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